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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用槍 豈能只圖方便
2017-09-21 03:29聯合報 蘇振威／律師（台北市）
近來多起警察用槍之爭議，問題多在於「射擊駕車或徒步、遠離警察且未持械的相對人」是否合法？
此提問所涉及規範，主要是警械使用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脫逃時」得使用槍械、第六條「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第九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之規定。

上述規範在警察勤務與司法實務的互動下，呈現如何樣貌？

觀察司法實務，筆者得到的印象是，身為偵查主的檢察官允許警察不分涉犯罪名射擊不論駕車或徒步、遠離警察且未持械的相對人，只要相對人未死於槍傷；若死於槍傷，開槍警察則會面臨刑事追訴。換言之，在規範操作的現實下，在警察自身責任心的驅使下，警察面臨了「你應該把人抓到，甚至是以對單純逃逸的人開槍作手段，只是，打死人請自負民刑事責任」的兩難。

筆者以為，對人體射擊有可能危及相對人的生命，所成就者不過是刑事訴訟的進行便利，手段目的顯然失衡，遠遠超過法治國可容忍的底線。

再問，這樣的用槍規範可是通例？警械使用條例於訓政時期即完成立法，民國廿二年公布的警械使用條例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要犯脫逃或拒捕，非使用刀或槍別無他法足以制止時」得使用刀槍。兩相比較，民國廿二年制定公布的警械使用條例上，就用槍的對象加以「要犯」的限制，固然要犯的定義不清，可以確定的是八十四年前的立法者，試圖限制警察以射擊相對人作為逮捕手段。

至於英美法傳統上的Fleeing felon rule雖然允許警察射擊不論駕車或徒步、遠離警察且未持械的相對人，也試圖以「重大犯罪」做為控制手段。甚且，一九八五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Tennessee v. Garner一案中，更進一步揭示，原則上禁止以射擊作為逮捕的手段，除非警察有相當理由相信，相對人對警察或他人的生命身體有顯著威脅。由此觀之，目前立法除有違法治國理念外，更為罕見立法例。

或有讀者會認為，目前的規範模式授權警察以射擊車輛輪胎作為停止車輛的方式，時常有效，非全不可採。然而，射擊輪胎會造成高速行駛的車輛失控危及公眾；縱然射擊低速或靜止車輛，不易發生車輛失控危及公眾的結果，但是射擊輪胎之所以生效，並不是射擊輪胎可快速停止車輛，而是對駕駛人造成心理的壓力而停止。

權衡槍彈對駕駛人與第三人的危險性、藉以攔停的有效性，與便利刑事訴訟進行之利益，不應以射擊車體作為逮捕手段。美國越來越多警察機關已禁止警察在未被車輛乘員射擊的情況下，朝車輛射擊。內政部或宜再考慮這樣規範的妥當性。也有可能讀者會以去年四月間，發生在桃園的逃逸毒販輾壓女童案作為不應修法的的論據，然依報載，該案攔停的地點選在市場，人來人往，巷弄狹窄，時地手段的選擇是否無再研求之餘地，似非無疑。附帶一提，美國越來越多警察機關已禁止警察在未被車輛乘員射擊的情況下，朝車輛射擊，理亦相類。綜上所述，內政部或宜再考慮這樣規範的妥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