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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課綱只需激情 看歷史要冷靜清明
2015-07-22 02:02:35 聯合報 黃光國/台大心理系教授
在〈我有記憶,所以我在〉一文中,龍應台女士提到:二○一三年文化部推動名為「台灣故事島」的「記憶解放運動」,鼓勵子女牽著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自己的生命記憶。龍女士建議:「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前面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
龍女士的建議立刻讓我想起今年日本直木賞得主王震緒。王震緒祖父出身山東游擊隊、外祖父是來自湖南的黃埔將軍張莫京,曾任中部警備司令,都打過國共內戰。王震緒的父親王孝廉五歲從山東隨父來到台北,廿多歲留學日本。王震緒也是五歲隨父從台北移居日本,王震緒的日本筆名「東山彰良」,反映出其家族「漂流」的足跡。「東山」是王震緒祖籍「山東」的倒寫,「彰」則是紀念其父親就讀與執教的彰化中學,王震緒童年也在彰化住過一個月。
王家三代都在異鄉漂流。為了寫作,王震緒多次採訪父親,談當年來台的點滴,加上父子輾轉台日兩地的心路歷程,寫成「流」,獲得今年日本的「直木賞」,書中主角在台經歷也以王孝廉為原型。
「我這一輩子都是邊緣人。」王孝廉說,父親來自山東的游擊隊,不被國民軍認可,來台無法住進眷村。「邊緣人有邊緣人的寂寞,也有邊緣人的冷靜。」王孝廉說,正因從未站在核心位置,他看待國共內戰與戰後台灣不帶激情,有種清明和冷靜。
然而,要「錄下自己的生命記憶」,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用「不帶激情」的「清明和冷靜」來敘說自己的歷史故事?這倒未必。
舉個例子來說,總統大選即將到來,針對教育問題,綠營動員高中生,發起了「反課綱運動」。除了「日治」或「日據」、「慰安婦是否自願」等傳統議題之外,更因為國民黨主政,辦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反課綱」人士更進一步逼問馬政府:台灣究竟應該紀念「戰勝」?還是因為當時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因而是屬於「戰敗」的一方?有一位綠營的媒體名嘴甚至在電視上宣稱:他的父親就是當年的「日本兵」!
這是「不帶激情」的「冷靜」敘說嗎?我想以我所服務的台灣大學作為起點,來討論這個問題。
在日據時代,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移川子之藏來到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國大學,設置「土俗人種學講座」,從事考古學研究。兩年後,東京帝大出身的飯詔龍遠教授及力丸慈圓副教授也連袂來台,在台北帝大創設「心理學研究講座」。為了配合當時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當時的研究主要是調查台灣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狀知覺、色彩偏好、行為特性與懲罰制度等,準備到南洋作戰。二戰之初,台灣人並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只能當「軍屬」或「軍夫」,做後勤補給工作。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逆轉,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
當時台北帝大絕大多數的人文及社會學講座,都沒有招收學生。因為殖民地的青年,不需要念這些學科。當時台灣人念的主要學科是醫和農。念農是配合「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念醫是為了改善公共衛生,以免「不衛生」的「土人」,危及殖民主的健康。
我的祖父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的畢業生,該校前身稱為「土人醫事講習所」。我的父親從「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到中國東北去謀生。當時,旅居東北的五千名台灣人中,有一千人是醫生,其原因是到東北工作不像在台灣會受到「次等國民」的差別待遇!
「反課綱」人士鼓動高中學生,要求教育部說清楚:二次大戰台灣是屬於「戰勝」的或是「戰敗」的一方?回答這個問題,只需要「激情」。可是,歷史學者要告訴下一代: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在殖民主之下的「次等國民」待遇,卻需要「冷靜」與「清明」。在今天的台灣,我們到底該傾聽哪種歷史敘事?
2015-07-22 02:02:35 聯合報 黃光國/台大心理系教授
在〈我有記憶,所以我在〉一文中,龍應台女士提到:二○一三年文化部推動名為「台灣故事島」的「記憶解放運動」,鼓勵子女牽著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自己的生命記憶。龍女士建議:「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前面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
龍女士的建議立刻讓我想起今年日本直木賞得主王震緒。王震緒祖父出身山東游擊隊、外祖父是來自湖南的黃埔將軍張莫京,曾任中部警備司令,都打過國共內戰。王震緒的父親王孝廉五歲從山東隨父來到台北,廿多歲留學日本。王震緒也是五歲隨父從台北移居日本,王震緒的日本筆名「東山彰良」,反映出其家族「漂流」的足跡。「東山」是王震緒祖籍「山東」的倒寫,「彰」則是紀念其父親就讀與執教的彰化中學,王震緒童年也在彰化住過一個月。
王家三代都在異鄉漂流。為了寫作,王震緒多次採訪父親,談當年來台的點滴,加上父子輾轉台日兩地的心路歷程,寫成「流」,獲得今年日本的「直木賞」,書中主角在台經歷也以王孝廉為原型。
「我這一輩子都是邊緣人。」王孝廉說,父親來自山東的游擊隊,不被國民軍認可,來台無法住進眷村。「邊緣人有邊緣人的寂寞,也有邊緣人的冷靜。」王孝廉說,正因從未站在核心位置,他看待國共內戰與戰後台灣不帶激情,有種清明和冷靜。
然而,要「錄下自己的生命記憶」,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用「不帶激情」的「清明和冷靜」來敘說自己的歷史故事?這倒未必。
舉個例子來說,總統大選即將到來,針對教育問題,綠營動員高中生,發起了「反課綱運動」。除了「日治」或「日據」、「慰安婦是否自願」等傳統議題之外,更因為國民黨主政,辦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反課綱」人士更進一步逼問馬政府:台灣究竟應該紀念「戰勝」?還是因為當時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因而是屬於「戰敗」的一方?有一位綠營的媒體名嘴甚至在電視上宣稱:他的父親就是當年的「日本兵」!
這是「不帶激情」的「冷靜」敘說嗎?我想以我所服務的台灣大學作為起點,來討論這個問題。
在日據時代,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移川子之藏來到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國大學,設置「土俗人種學講座」,從事考古學研究。兩年後,東京帝大出身的飯詔龍遠教授及力丸慈圓副教授也連袂來台,在台北帝大創設「心理學研究講座」。為了配合當時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當時的研究主要是調查台灣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狀知覺、色彩偏好、行為特性與懲罰制度等,準備到南洋作戰。二戰之初,台灣人並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只能當「軍屬」或「軍夫」,做後勤補給工作。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逆轉,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
當時台北帝大絕大多數的人文及社會學講座,都沒有招收學生。因為殖民地的青年,不需要念這些學科。當時台灣人念的主要學科是醫和農。念農是配合「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念醫是為了改善公共衛生,以免「不衛生」的「土人」,危及殖民主的健康。
我的祖父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的畢業生,該校前身稱為「土人醫事講習所」。我的父親從「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到中國東北去謀生。當時,旅居東北的五千名台灣人中,有一千人是醫生,其原因是到東北工作不像在台灣會受到「次等國民」的差別待遇!
「反課綱」人士鼓動高中學生,要求教育部說清楚:二次大戰台灣是屬於「戰勝」的或是「戰敗」的一方?回答這個問題,只需要「激情」。可是,歷史學者要告訴下一代: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在殖民主之下的「次等國民」待遇,卻需要「冷靜」與「清明」。在今天的台灣,我們到底該傾聽哪種歷史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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