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決定一切
2014/08/10
【前言】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葛林斯潘和每個人──儘管只有少數人的能見度像他那麼高──不得不對風險管理與經濟預測的某些根本假設產生懷疑，因為放眼世界各地，沒有任何一個經濟決策圈要角事先預見這場風暴。到底為什麼我們的預測模型，會讓我們這麼一敗塗地？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葛林斯潘在幾年前，展開了嚴謹且廣泛的研究。他檢視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如何預測未來的經濟情勢，並探究要如何預測得更精準。
文化決定一切
我所謂的文化，是指社會上的成員所共同認定的價值觀。社會成員們從小被灌輸這些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更是普遍存在於生活的每個層面。在我們追求物質商品及服務，乃至於建構經濟體系的過程中，文化的影響更是顯著，它會影響我們選擇要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系。一般人對日常生活挑戰的多數直覺與習慣性回應方式，也都取決於文化。文化涵蓋了能讓日常生活中眾多複雜決策得以自動完成的行為法則，所以它能去除我們生活中大量不必要的緊繃感。文化甚至可能包羅萬象，因為它存在於很多宗教信仰，而且絕非附屬品。
除了歐元歷史所呈現的鐵證，我們身邊也充斥文化對經濟影響重大的例子。我馬上想到的，就是我在二○○○年和日本時任財政大臣宮澤喜一的一段談話。我告訴他，我認為只要清算被隱匿起來的不良貸款，日本就能更快速走出一九九○年股票崩盤餘波所造成的經濟蕭條。日本的銀行業者，習慣採用一種貸款寬限政策，銀行不願意收回貸款，尤其是違約的房地產貸款，遑論清算擔保品。而收回貸款並清算擔保品，是西方銀行業者處理類似問題的標準程序。當時宮澤大臣回答，那種激烈的行為，不符合「日本人的做事方式」。在某些情況下，收回貸款並促使貸款人破產，會讓他們很沒面子。他告訴我，日本人不會用這種方式做事，因為在日本文化裡，「面子」非常重要。
過了十年後，那種文化的深刻影響力，又活生生展現在二○一一年大海嘯導致日本福島核電廠癱瘓的因應方式上。日本國會的東京電力福島核能發電廠事故調查委員會主席黑川清強調，這場危機的成因是「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傳統……我們反射性的盲從；我們不願意質疑當權者；……我們的團體主義；以及我們的島國偏狹性格……如果其他日本人也面臨和必須為這次意外事件負責者一樣的處境，結果極可能相同。」
民粹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它特別容易拖累經濟的進展。我在《我們的新世界》一書裡提到，經濟民粹主義者很清楚自己的憤恨不平，卻無法提出可靠的方式來解決這些不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各自明確描述了財富創造與生活水準提升的必要條件，但民粹主義卻沒有，只是把痛苦吶喊出來而已。
我個人的經驗是，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是繼續和美國作對。委內瑞拉的雨果‧查維茲（Hugo Chávez）尤其不屈不撓，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還是反美情結的頭號粉絲。不過，文化終究可能慢慢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祕魯，都推行過一些失敗的民粹主義政策。但後來這幾個原本受民粹主義者驅動的經濟體，都成功採納了較符合市場原理的政策，儘管過程難免曲折，但最後還是在近幾年間，實現了可觀的無通膨成長。
然而，戰後阿根廷的經驗，卻更令人不得不嚴肅以對。一系列失敗的經濟計劃，和斷斷續續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期，導致經濟變得非常不穩定。到一九九一年，整個情勢變得更令人絕望。於是，當時剛當選總統的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向見多識廣的財政部長多明哥‧卡瓦洛（Domingo Cavallo）求助。在總統的背書之下，卡瓦洛實施了一阿根廷披索兌換一美元的匯率連動政策。這是極端危險的策略，有可能在實施後幾個小時內就瓦解。不過，他果敢的行動及看似可靠的承諾，確實讓世界金融市場參與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於是，阿根廷的利率大幅降低，年度通貨膨脹率也從一九九○年三月的幾近百分之兩萬，降到一九九一年年底的個位數。當時的我，對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議，而且對阿根廷未來滿懷希望。
然而，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政策死灰復燃，美元貸款能量的緩衝，遂又漸漸無情地降低。結果，阿根廷央行為了支持披索︱美元平價（parity），只好不斷向海外借美元，再拿這些美元回到國內買披索，但這個努力最終還是失敗。到了二○○一年年底，該央行已無計可施。為了保護剩餘的美元準備，阿根廷央行在國際市場上，撤銷以一美元買回一披索的出價。二○○二年一月七日當天，阿根廷就業情況及人民生活水準的崩解，終於促使披索匯率崩潰。到了二○○二年年中，匯率已貶到三披索才夠換一美元，阿根廷債券的大量違約，導致通貨膨脹和利率開始飆漲。不過，讓我大感意外的是，金融市場在相對短時間內就恢復平靜。因為劇貶的披索，反而讓阿根廷的外銷收入大幅回升，經濟活動亦受到帶動。
這個情境特別令我難忘，並不是因為阿根廷領袖未能在二○○一年，引導國家進行維護披索︱美元連結匯價所需要的財政及貨幣緊縮，導致所有努力功虧一簣。我對這個事件特別有感的原因是，曾經有一段時間，阿根廷政府確實成功說服人民，繼續為了維持這個釘住政策而進行必要的節制。那個政策的目標，顯然是要引導文化價值觀朝有建設性的方向轉變，它理當能讓阿根廷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的國際地位。但事實一如往常地證明，文化慣性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障礙。那次事件的種種餘波，讓阿根廷迄今都難以在經濟政策上獲得突破。
（本文轉載自艾倫‧葛林斯潘新書《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中文譯本由大塊文化出版）
2014/08/10
【前言】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葛林斯潘和每個人──儘管只有少數人的能見度像他那麼高──不得不對風險管理與經濟預測的某些根本假設產生懷疑，因為放眼世界各地，沒有任何一個經濟決策圈要角事先預見這場風暴。到底為什麼我們的預測模型，會讓我們這麼一敗塗地？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葛林斯潘在幾年前，展開了嚴謹且廣泛的研究。他檢視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如何預測未來的經濟情勢，並探究要如何預測得更精準。
文化決定一切
我所謂的文化，是指社會上的成員所共同認定的價值觀。社會成員們從小被灌輸這些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更是普遍存在於生活的每個層面。在我們追求物質商品及服務，乃至於建構經濟體系的過程中，文化的影響更是顯著，它會影響我們選擇要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系。一般人對日常生活挑戰的多數直覺與習慣性回應方式，也都取決於文化。文化涵蓋了能讓日常生活中眾多複雜決策得以自動完成的行為法則，所以它能去除我們生活中大量不必要的緊繃感。文化甚至可能包羅萬象，因為它存在於很多宗教信仰，而且絕非附屬品。
除了歐元歷史所呈現的鐵證，我們身邊也充斥文化對經濟影響重大的例子。我馬上想到的，就是我在二○○○年和日本時任財政大臣宮澤喜一的一段談話。我告訴他，我認為只要清算被隱匿起來的不良貸款，日本就能更快速走出一九九○年股票崩盤餘波所造成的經濟蕭條。日本的銀行業者，習慣採用一種貸款寬限政策，銀行不願意收回貸款，尤其是違約的房地產貸款，遑論清算擔保品。而收回貸款並清算擔保品，是西方銀行業者處理類似問題的標準程序。當時宮澤大臣回答，那種激烈的行為，不符合「日本人的做事方式」。在某些情況下，收回貸款並促使貸款人破產，會讓他們很沒面子。他告訴我，日本人不會用這種方式做事，因為在日本文化裡，「面子」非常重要。
過了十年後，那種文化的深刻影響力，又活生生展現在二○一一年大海嘯導致日本福島核電廠癱瘓的因應方式上。日本國會的東京電力福島核能發電廠事故調查委員會主席黑川清強調，這場危機的成因是「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傳統……我們反射性的盲從；我們不願意質疑當權者；……我們的團體主義；以及我們的島國偏狹性格……如果其他日本人也面臨和必須為這次意外事件負責者一樣的處境，結果極可能相同。」
民粹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它特別容易拖累經濟的進展。我在《我們的新世界》一書裡提到，經濟民粹主義者很清楚自己的憤恨不平，卻無法提出可靠的方式來解決這些不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各自明確描述了財富創造與生活水準提升的必要條件，但民粹主義卻沒有，只是把痛苦吶喊出來而已。
我個人的經驗是，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是繼續和美國作對。委內瑞拉的雨果‧查維茲（Hugo Chávez）尤其不屈不撓，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還是反美情結的頭號粉絲。不過，文化終究可能慢慢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祕魯，都推行過一些失敗的民粹主義政策。但後來這幾個原本受民粹主義者驅動的經濟體，都成功採納了較符合市場原理的政策，儘管過程難免曲折，但最後還是在近幾年間，實現了可觀的無通膨成長。
然而，戰後阿根廷的經驗，卻更令人不得不嚴肅以對。一系列失敗的經濟計劃，和斷斷續續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期，導致經濟變得非常不穩定。到一九九一年，整個情勢變得更令人絕望。於是，當時剛當選總統的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向見多識廣的財政部長多明哥‧卡瓦洛（Domingo Cavallo）求助。在總統的背書之下，卡瓦洛實施了一阿根廷披索兌換一美元的匯率連動政策。這是極端危險的策略，有可能在實施後幾個小時內就瓦解。不過，他果敢的行動及看似可靠的承諾，確實讓世界金融市場參與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於是，阿根廷的利率大幅降低，年度通貨膨脹率也從一九九○年三月的幾近百分之兩萬，降到一九九一年年底的個位數。當時的我，對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議，而且對阿根廷未來滿懷希望。
然而，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政策死灰復燃，美元貸款能量的緩衝，遂又漸漸無情地降低。結果，阿根廷央行為了支持披索︱美元平價（parity），只好不斷向海外借美元，再拿這些美元回到國內買披索，但這個努力最終還是失敗。到了二○○一年年底，該央行已無計可施。為了保護剩餘的美元準備，阿根廷央行在國際市場上，撤銷以一美元買回一披索的出價。二○○二年一月七日當天，阿根廷就業情況及人民生活水準的崩解，終於促使披索匯率崩潰。到了二○○二年年中，匯率已貶到三披索才夠換一美元，阿根廷債券的大量違約，導致通貨膨脹和利率開始飆漲。不過，讓我大感意外的是，金融市場在相對短時間內就恢復平靜。因為劇貶的披索，反而讓阿根廷的外銷收入大幅回升，經濟活動亦受到帶動。
這個情境特別令我難忘，並不是因為阿根廷領袖未能在二○○一年，引導國家進行維護披索︱美元連結匯價所需要的財政及貨幣緊縮，導致所有努力功虧一簣。我對這個事件特別有感的原因是，曾經有一段時間，阿根廷政府確實成功說服人民，繼續為了維持這個釘住政策而進行必要的節制。那個政策的目標，顯然是要引導文化價值觀朝有建設性的方向轉變，它理當能讓阿根廷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的國際地位。但事實一如往常地證明，文化慣性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障礙。那次事件的種種餘波，讓阿根廷迄今都難以在經濟政策上獲得突破。
（本文轉載自艾倫‧葛林斯潘新書《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中文譯本由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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