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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歷史之用：當受害者變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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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3 00:15聯合報 李鑑慧／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高雄市）

光復高中事件，以色列抗議，台灣政府道歉，校方亦遭嚴懲。一個校內活動何以如此高規格處理？我們不得不究及事件背後更為龐大的國際權力結構及其中歷史記憶所扮演角色。
納粹屠殺對於以色列有其雙重作用，一是直接助長了猶太復國主義，二是合理化了以色列建國以來暴行。錫安主義源起十九世紀末，歷經屠殺慘劇後，英美強權除了一方面意識到在飽富戰略與石油利益之中東世界創造一親西方政權之必要，另則懷抱集體愧疚，希冀給予猶太民族某種補償。然而，巴勒斯坦並非無人之地，以色列的建國也因之造就了另一民族的悲劇。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計劃性展開種族淨化政策，驅離七十五萬巴人，造成巴人史上的「大浩劫」與離散命運開端。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以國再度製造近卅萬難民，並佔領約旦河西岸及迦薩，持續至今。在美國龐大經援軍援與政治撐腰下，以色列更是屢屢罔顧國際法與聯合國各項決議，建立屯墾區，無日無之侵害巴人基本人權。

這一切，莫不有著歷史的合理化作用。長久以來，透過反猶與大屠殺之連結，猶太人成為人類最大歷史罪行之受害者，以色列之建國也因之取得絕對道德正當性。其次，透過對於大屠殺之「絕對邪惡性」與「無可比擬性」之建構，任何與之類比的嘗試，都被視為一種對於猶太人受難經驗的褻瀆而遭禁止，其他民族的相同經驗卻遭輕忽，任何對於以色列的批判，動轍冠以反猶罪名。比方說，曾指出以國製造人道災難的「醫師無國界組織」、透過「杯葛、撤資、制裁」等方法施壓以國結束佔領的國際運動，乃至於長久批判美、以等「流氓國家」於中東所為的喬姆斯基，或是譴責以國之種族隔離政策的美國前總統卡特，都曾被戴上反猶大帽。

長久以來，以色列及其盟國透過論述、紀念乃至於言論管制等歷史操作，於國際間積極主導並建立起一種關於屠殺與納粹圖騰的特定連結、禁忌乃至於情感表現模式。如同喬姆斯基所提醒，「國家行事並不基於道德…國家僅是權力和暴力的工具」。以國此次抗議，自然並非出於對於任何道德價值之關切，而只是為了維繫其政權存續與不義作為的一種慣性操作。而蔡政府之表現，也絕非對於正義或人權價值之追尋，而僅是現行國際秩序下選邊靠的一種卑躬屈膝。

當然，大屠殺歷史不得不習之，特別是在族群挑撥及仇恨日益高漲的台灣。但這工作無法透過國際上服務於一個更大不義結構的言論管制而達成，更不可能仰賴不知記取歷史教訓、反由受害者轉為加害者的以色列來下指導棋，如此將陷台灣於更大不義共犯結構。而唯有看清強權之歷史操弄，方能不受其左右而切實反省。在這重啟的學習契機中，曾因譴責以國歷史操弄而成為全民公敵的「世界猶太人會議」前主席高德曼的肺腑之言，該當是包括以色列在內所有人的第一課：「利用大屠殺合理化對於其他民族之壓迫是褻瀆神聖的」。

以色列﹒猶太﹒反猶﹒納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