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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記憶，所以我在--開啟時代的大傾聽（上）
2015-07-19 01:39:57 聯合報 龍應台（前文化部部長）
我的父親母親

二○○一年中國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首度在台北演出，我帶了父母去觀賞。「紅燈記」的主題是共產黨游擊隊如何勇敢地愛國抗日。父親和母親分坐我的兩旁。那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紅色」宣傳作品「明目張膽」地在台北上演。

我以為曾經在南京保衛戰中從雨花台一路奮戰到挹江門一身是血差點犧牲的父親看戲會勃然大怒，當場飆罵「抗戰哪是你打的！」我以為母親可能會為戲裡的生離死別流淚，一九四九年的被迫離鄉是她一輩子難以言說的痛。

結果讓我萬分意外。八十歲的老父親拿著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淚，簡直就是老淚縱橫，母親則鐵青著臉，僵直坐著，一句話不說。

事後追問才知道，對於父親，他只記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惡可恨和愛國的崇高神聖，沒真去想抗戰是誰的功勞苦勞。對於母親，也很簡單：「你共產黨殺了我哥哥，不要到我面前耀武揚威。」這是她的記憶痛點。

記憶，是一組埋藏得很深的基因密碼。帶著不同的基因密碼，我們可以想像，這兩個人，在民主制度的運作裡，很可能投票行為大不相同。如果在台灣要舉辦憲法問題的公投或經濟方案公投或者兩岸關係公投，歷史課本要怎麼寫等等提案，他們的抉擇可能都不一樣。

李小龍

二○○五年十一月廿七日，香港人興高采烈地為「香港之子」李小龍的雕像揭幕。觀光客、影星和影迷擠在星光大道上慶祝。電視談話節目討論為什麼香港電影沒落了。這是重大娛樂新聞。

非常巧的是就在前一天，二○○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另外一個李小龍雕像也揭幕了，在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國的莫斯塔城。

莫斯塔是個古城，居民主要分三個族群：穆斯林的波士尼亞人，正教的塞維爾人，和天主教的克羅艾西亞人。一座一五六六年建的古橋是聯合國指定的文化遺產，串聯起族群之間的交流。在一九九二—九五的波士尼亞戰爭中，鄰居反目，村民互砍，一個村的八千人被秘密槍決，種族大屠殺造成萬人塚。戰爭結束時，大概有廿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離失所。莫士塔的古橋被炸斷，但真正被炸斷的，是記憶。

不是沒有了記憶，而是，從此以後，以往尋常日子裡在市場和學校點頭微笑、擦身而過的和平記憶中斷了，被恐怖的、血淋淋的仇恨記憶所取代。雖然停戰了，可是往後每天仍然要擦身而過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莫斯塔的一群年輕人於是苦苦思索，究竟這三個心中充滿傷害記憶的族群，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甜美記憶？

他們找到的是李小龍。七十年代，他的電影風靡整個南歐，不管是穆斯林還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李小龍代表了一個大家嚮往的價值：對弱者的慈悲，對強權的反抗，對正義的勇敢捍衛。他們把李小龍的雕像放在莫斯塔中間的一個公園，公園分隔不同族群的人。也許李小龍可以喚醒人們心底最純潔、最美好的共同記憶，讓人們可以重新帶著微笑走進市場，走過學校，走進公園。

這個雕像，不到廿四小時就被搗毀。

記憶，是功課

記憶，是情感的水庫。它可以把最惡劣的荒地灌溉成萬畝良田，也可以沖破道德的水壩毀山滅地，把良田變成萬人塚。在佛教裡，「功課」指的是必須靜思課誦的一種努力，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二○一五年是越戰結束四十周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卅日，北越的坦克車堂堂開進了西貢的總統府。一場戰爭造成幾百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亡，四十年後，勝利者以盛大的閱兵和武器展示來慶祝這個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風凜凜地打印在記憶的出生證明紙上。對勝利者固然是一種自我肯定自我表揚，可是對那三百萬被迫永別鄉土，記憶中永遠是殺戮和強暴的人而言，這個割得很深的傷口，沒有療癒的機會。而那已經慘死的、終生流亡的，和那勝利閱兵的人，其實彼此是「同胞」。

對記憶這門功課也有人選擇了不同的解題方法。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歐美戰勝國這個日子容易，到戰士紀念碑前獻花致敬，帶小學生到古戰場巡禮…但是戰敗國呢？或者說，始作俑的侵略國怎麼面對呢？對於德國，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究竟是「戰敗日」還是「解放日」？蘇聯的坦克車轟轟駛進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淪陷了，還是解放了？

說是「戰敗淪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陣線了，但是你也許根本就不認同納粹或說很多人自己就是納粹的受害者。說是「勝利解放」，又怎麼解釋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兒姊妹被勝利者拖出去強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殺，百萬同胞的死亡、流離，整個城市的轟炸毀滅，以及其後的飢寒交迫和羞辱？

德國人在戰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失語」，太難堪的記憶不忍、不敢拿到陽光下去看。但是「功課」逐步地作──一九七○年總理布蘭德在華沙的犧牲者紀念碑前下跪，一九八五年終戰四十周年時，魏茲則格以德國總統的身分公開說，一九四五是德國的「解放」。

在二○○五年的普查中，卅五％的德國人認為一九四五是德國的「戰敗」，十年後的今天，只有九％有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課之後，對於這痛苦記憶的處理方式是，德國總理梅克爾飛到莫斯科去無名戰士墓前獻花。

金瓜石

面對記憶，台灣也是左右為難的。因為，誰是「台灣人」？對於戰爭，台灣人主要由兩股記憶繩索組成，一股是在日本統治下被送到東南亞的叢林戰場中協助日軍作戰的艱辛經驗，一股是在日軍侵略的砲火下家破人亡、出生入死的浩劫感受，這兩股激烈牴觸的繩索要緊緊纏在一起變成一根不會斷裂的粗繩，你說容易嗎？

我想起兩年前的一次視察行程。我到礦區金瓜石去看文史遺跡和社區發展。金瓜石小山村裡最顯著的地標，就是「國際戰俘紀念碑」，一個圓錐形的碑，建在村內，紀念四千多名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戰俘。一面黑色的石牆，刻著四千多個名字。這裡已經成了金瓜石的觀光景點。

一路陪著我的兩位村民耆老，在解說礦坑的歷史時滔滔不絕、興致高昂，到了這裡卻突然有一種不尋常的安靜，一種欲言又止。我察覺了追問，老人家有點靦腆，問，「真的可以說嗎？」

我說當然。

他們試圖告訴我一九四二年金瓜石發生的事情。老人家的敘述絮絮叨叨，忽前忽後，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當這些盟軍戰俘被關在俘虜營裡時，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國民，俘虜營的監視員也往往用的是台灣兵。政府大張旗鼓地紀念這些盟軍士兵，把一個宏大的紀念碑放在村子中間──說穿了，它難道不是一個每天指著你的「提醒」？這或許是應該承受的，但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了的，也不只是這些外國人。金瓜石有自己的悲傷記憶。一九四二年日人鎮壓礦區，逮捕仕紳菁英百多人，或監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麼我們的碑在哪裡呢？

有時候，辯論歷史曲折遠不如慈悲來得重要。我看見了老人心裡隱藏的創傷。文化部馬上聯繫了地方的文史團體，撥款請他們研究一九四二金瓜石事件，並且結合地方，由鄉民自發地去進行建碑的事。這個「岩誌」，在二○一四年建立：「於一九三○年代，日本統治的末期，由於爆發二戰，為恐臺人乘機謀叛，日人發起『莫須有』之鎮壓，遂於一九四二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紳、耆老、菁英百餘人或威脅或監禁，嚴刑酷訊…」 （上） （七月十八日於香港書展的演講，龍應台為文化部前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