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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台灣經濟舵手振衰起敝的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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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01:58 經濟日報 社論
隨著台灣經濟低迷不振的狀態似乎無底、主計總處毫無意外的下調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以及總統大選進入倒數計時階段,皆讓各界高度寄望新領導人能帶領大家突圍。但台灣經濟的問題盤根錯節,絕非提供「希望」便可成事。著名企管大師柯林斯(J. Collins)對HP與IBM執行長菲奧莉娜(C. Fiorina)及郭士納(L. Gerstner)兩人振興組織歷程的解析,即可作為借鏡。
HP與IBM在1990年代都面臨與當前台灣經濟相似,亦即受困於結構性沈痾而出現持續性疲態的處境,但兩位執行長上任後的作為,卻收到截然不同的結果。菲奧莉娜上任後,即把HP的組織架構進行大規模改造,並定出一個著名的精神口號─創造(Invent),意欲快速的凝聚組織共識,一如她在某場演說中的慷慨陳詞:「我們欠你關於未來非常清晰的願景,這也是我希望能夠提供給你的東西。」此作法在當時獲得各界一致讚賞,並認為她為老態龍鍾的公司帶來希望。
相對的,郭士納接任IBM執行長後卻公開指出:「現在IBM最不需要的事情就是一個願景(The last thing IBM needs right now is a vision.)」摔碎了眾人的眼鏡,甚至在被媒體問及是否意識到IBM存在危機時,直言「我感受不到危機」(I don’t have a sense of crisis.),更拒絕權威性媒體請其談論經營理念的邀訪,而飽受各界質疑,IBM股價遂在他上任百日內大跌6%。
直觀來看,菲奧莉娜具備帶領組織走出危機的領導人特質,她有願景、有行動力;而郭士納卻給外界守成有餘,開創力不足的印象,甚至讓人覺得他還在狀況外。豈料,最後結果與各界的想像大不同。在菲奧莉娜任內,HP的營收快速下跌,利潤率更從她接任前的7%直直落,至卸任前一年只剩下4%;相反的,郭士納卻把IBM的利潤率從5%提高到9%。
為什麼會有如此反常的結果?菲奧莉娜在回憶錄中以「我太急了」(I was in a hurry.)為當年掌舵失利作結。事後看來,她和許多陷入困境的國家或組織一樣,傾向將資源用在那些「可能」或「想像中」會讓組織一夕間逆轉勝的策略。例如投入過多資源在未被證實會成功的產業、新技術或新產品上、寄望透過高價併購改變經營頹勢,甚至期待一個救世主的大刀一揮,就能讓組織頓時獲得競爭力。但從HP的經驗來看,這種過於躁進且冒險的策略,大多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
有別於菲奧莉娜,郭士納接任執行長的第一天並沒有走向總部,大張旗鼓的宣布他的策略與願景,反而造訪經理人會議。對他而言,就任百日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提出願景,而是確保「對的人」在重要的位子上,讓組織可以很快地恢復到有效率的運作狀態。接著,他花了近三個月時間對IBM的處境進行完整體檢,充分了解組織的優缺點後,才開始著手擬訂長期策略與願景。由此可知,他的組織改造策略並非憑空想像,而是經過大量分析所得的客觀決策。就像郭士納曾發人深省地說,「我不相信對於一個這麼大的公司,在30天的時間裡有人可以擬定未來公司轉型的時間表」。同樣的情況用來形容台灣,亦頗為貼切。
台灣經濟不振的原因顯而易見,但了解成因與找出方法根治是兩回事。因此,新領導人上任後的首要任務,並非急著暢談華麗的經濟策略,而是組建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團隊。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子上後,再仔細地為經濟把脈,清楚盤點政府可用的藥材有多少(如政府人力、財力及與國會的協調能力),制定出一帖調養身體的藥方。當然,重生之路必然艱困,但若能像郭士納採取一步一腳印的務實態度,以及英國首相邱吉爾當年面對強敵德國壓境時,仍秉持永不屈服(never give in)的信念一般,假以時日,台灣經濟體質和氣色必能日漸好轉,再度以蛟龍之姿,站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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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01:58 經濟日報 社論
隨著台灣經濟低迷不振的狀態似乎無底、主計總處毫無意外的下調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以及總統大選進入倒數計時階段,皆讓各界高度寄望新領導人能帶領大家突圍。但台灣經濟的問題盤根錯節,絕非提供「希望」便可成事。著名企管大師柯林斯(J. Collins)對HP與IBM執行長菲奧莉娜(C. Fiorina)及郭士納(L. Gerstner)兩人振興組織歷程的解析,即可作為借鏡。
HP與IBM在1990年代都面臨與當前台灣經濟相似,亦即受困於結構性沈痾而出現持續性疲態的處境,但兩位執行長上任後的作為,卻收到截然不同的結果。菲奧莉娜上任後,即把HP的組織架構進行大規模改造,並定出一個著名的精神口號─創造(Invent),意欲快速的凝聚組織共識,一如她在某場演說中的慷慨陳詞:「我們欠你關於未來非常清晰的願景,這也是我希望能夠提供給你的東西。」此作法在當時獲得各界一致讚賞,並認為她為老態龍鍾的公司帶來希望。
相對的,郭士納接任IBM執行長後卻公開指出:「現在IBM最不需要的事情就是一個願景(The last thing IBM needs right now is a vision.)」摔碎了眾人的眼鏡,甚至在被媒體問及是否意識到IBM存在危機時,直言「我感受不到危機」(I don’t have a sense of crisis.),更拒絕權威性媒體請其談論經營理念的邀訪,而飽受各界質疑,IBM股價遂在他上任百日內大跌6%。
直觀來看,菲奧莉娜具備帶領組織走出危機的領導人特質,她有願景、有行動力;而郭士納卻給外界守成有餘,開創力不足的印象,甚至讓人覺得他還在狀況外。豈料,最後結果與各界的想像大不同。在菲奧莉娜任內,HP的營收快速下跌,利潤率更從她接任前的7%直直落,至卸任前一年只剩下4%;相反的,郭士納卻把IBM的利潤率從5%提高到9%。
為什麼會有如此反常的結果?菲奧莉娜在回憶錄中以「我太急了」(I was in a hurry.)為當年掌舵失利作結。事後看來,她和許多陷入困境的國家或組織一樣,傾向將資源用在那些「可能」或「想像中」會讓組織一夕間逆轉勝的策略。例如投入過多資源在未被證實會成功的產業、新技術或新產品上、寄望透過高價併購改變經營頹勢,甚至期待一個救世主的大刀一揮,就能讓組織頓時獲得競爭力。但從HP的經驗來看,這種過於躁進且冒險的策略,大多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
有別於菲奧莉娜,郭士納接任執行長的第一天並沒有走向總部,大張旗鼓的宣布他的策略與願景,反而造訪經理人會議。對他而言,就任百日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提出願景,而是確保「對的人」在重要的位子上,讓組織可以很快地恢復到有效率的運作狀態。接著,他花了近三個月時間對IBM的處境進行完整體檢,充分了解組織的優缺點後,才開始著手擬訂長期策略與願景。由此可知,他的組織改造策略並非憑空想像,而是經過大量分析所得的客觀決策。就像郭士納曾發人深省地說,「我不相信對於一個這麼大的公司,在30天的時間裡有人可以擬定未來公司轉型的時間表」。同樣的情況用來形容台灣,亦頗為貼切。
台灣經濟不振的原因顯而易見,但了解成因與找出方法根治是兩回事。因此,新領導人上任後的首要任務,並非急著暢談華麗的經濟策略,而是組建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團隊。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子上後,再仔細地為經濟把脈,清楚盤點政府可用的藥材有多少(如政府人力、財力及與國會的協調能力),制定出一帖調養身體的藥方。當然,重生之路必然艱困,但若能像郭士納採取一步一腳印的務實態度,以及英國首相邱吉爾當年面對強敵德國壓境時,仍秉持永不屈服(never give in)的信念一般,假以時日,台灣經濟體質和氣色必能日漸好轉,再度以蛟龍之姿,站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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