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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抗日 樹立和平典範
2015-09-04 02:36:27 聯合報 左正東／台大政治系教授（台北市）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馬總統再次強調國民政府蔣中正委員長領導抗日。或有人誤將國共之爭看做爭功諉過，但兩者差異，既有重大的精神意義，也是今天中共與日本之間不斷衝突的根本原因，對東亞與世界帶來深遠影響。

如果沒有第二次中日戰爭，今天的中日關係可能會像歐洲的法國與英國。甲午戰後，中國很多菁英，對日本變法圖強心儀不已，滿清推動君主立憲制，以日本為模範，孫中山創立的同盟會也在東京成立。但是到民國四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廿一條要求，袁世凱幾經交涉，在五月九日宣布接受部分條款，舉國譁然，北京廿萬人集會，袁世凱把這天定為國恥日。民國八年巴黎和會，列強把德國在膠東權益轉讓日本，引發大規模示威，自此中國菁英反日漸成浪潮。

其實，日本國內有識之士，如甲午戰前成立的興亞會，主張日中朝團結振興亞洲。甲午戰後，興亞論變為替日本侵略中韓合理化的亞細亞主義。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到神戶演講，提出「大亞洲主義」，就是要和亞細亞主義對話。他強調亞洲的王道文化，是感化人不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要人畏威。以此呼籲日本，用仁義道德聯合各民族，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

儘管當年中國菁英已多數反日，但孫中山甘犯眾怒為此呼籲，是看到中國經濟貧弱，軍閥割據，唯有日本放棄帝國主義，平等相待，為中國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方有可能實現發展，真正站起來，而且站起來的中國和日本攜手合作，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並立抗衡，亞洲才有可能超越西方。

很可惜，孫中山的苦心孤詣終究沒有改變日本，九一八事件後蔣委員長的委屈求全，也沒有阻擋日本。兩國最終開戰，兩個民族幾成世仇。國府敗退來台後，反日不時成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提款機，有此遺憾，日本當年之誤，責無旁貸。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船堅砲利，卻沒有學到西方自我矯正的制度與文化。

十九世紀後，西方人對歐陸同屬基督教文明的其他民族，已少有殖民統治。對於隸屬其他文明者，也開始倡議人道主義精神。英國在一八三○年代推動廢奴，美國在一八六○年代為廢奴開戰，都是絕佳例證。日本不見精華，反取糟粕，終至引發整個亞洲的反撲。

回看歷史，當年積弱的中國，所以得到美國挺力相助，是源自常人內心，對以滅人國成己霸的殖民主義，和以武力貫徹己意的軍事主義的反抗。如果把這場戰爭簡化成民族間的對決和勝敗，則失其意義。殖民主義和軍事主義，即非以民族劃界，更非有東西之分，而擁抱民族合作與國際和平，則可以實現跨民族的團結。

從歷史來看，中國國民黨的抗日，自孫中山起就不是動員民族仇恨，以進行民族對決，而是以普世價值追求民族間和解合作。可以說，國共抗日不但有主從之分，精神更天差地別。仇恨動員與戰爭勝利，或可快意一時，但引導文明進步，還是濟弱扶傾的王道精神。戰爭期間，這個精神催生了聯合國，戰後，日本也努力學習這個精神。有一天，希望這個精神可以再造兩岸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