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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名人堂/臨床、醫管與衛政的恩怨情仇
【聯合報╱楊志良】
2014.09.02 02:36 am
臨床醫療、醫院管理與衛生行政三者,目的相同,均是為增進民眾健康、減除病痛、避免失能及死亡,以延長壽命。但因秉持的價值觀不同,造成三者間的緊張與衝突不斷。
追求醫療突破 忽略成本效益
臨床醫師從醫學生開始,社會化的過程就是要盡一切的手段及努力治癒病患。最佳的境界是「能前人所不能」,亦即在醫療上有所突破,找到新的治療方法,治療以前束手無策的疾病,提升治療的效果、挽救生命,或至少減輕病患的苦痛。至於費用或成本效益,通常不是考慮的範圍。
至於醫院管理者的信念,除部分與臨床醫師相同,希望能治療奇病、重症,以突顯醫院的能耐外,更期望不斷擴大版圖,引進其他醫院沒有的、最新、昂貴的儀器,從事軍備(醫療)競賽;聘請各科名醫以吸引更多的病患、達到更好的業績、創造更多的結餘,再從事另一輪的擴大版圖,引進更貴儀器、聘請名醫、吸引病患。
都會擴建醫院 排擠偏鄉資源
不少院長只要自己的醫院一床難求,第一個想法就是擴建醫院、增加病床。然而醫療資源有限,都會區擴建醫院、增聘醫事人員,埔里、恆春、關山、竹北、潮州、金山等地的醫院,就更難請到醫師、護士等,這些地區不止五大皆空,偏鄉更不易有醫師開業。
至於衛生行政管理者,必然常受到民意代表的壓力,既要照顧偏遠地區,又要同時顧及成本效益。骨髓移植或可挽救一名白血病小孩的生命,但其費用可能可提供千名婦女安全的生產,或二千名孩童的預防接種,其成本效益的差距十分明確。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何者應該優先,答案顯而易見。
因此,光復後30年間的幾位衛生處長(衛生署1971年才成立),如顏春輝、王金茂、許子秋等,皆以廣設衛生所、採行各項公共衛生措施、防治傳染病、改善家戶衛生與營養,增進民眾健康為優先,而將醫院增擴建及引進高尖醫療設備為次要。大型醫院的增擴建及高尖醫療設備的引進,是在1975年台灣經濟起飛後,才由長庚等財團法人醫院領先辦理。之後政府財政充裕,也逐步整擴建各層級公立醫院。
台灣衛生醫療的發展,與若干開發中國家大異其趣。例如印尼雅加達有媲美台大的醫學中心,但不過三、五公里外,眾多的孕產婦及孩童,卻連基本的公共衛生照顧都沒有,母親及嬰兒死亡率是台灣的十倍,甚至數十倍。
競設質子中心 地區醫院無援
再看台灣目前的情況,包括公立醫院在內的各大醫院,競相設置質子治療中心,每座至少花費二、三十億,每治療一名患者需自費近百萬。但台灣尚有近20個次區域的地區醫院,內、外、兒、婦無以為繼,粗估每次區域每年補助千萬,即可使這些地區醫院維持基本的功能。如何協和此二種需求,值得深思。
臨床、醫管與衛政三者理念不同,在工作上必然有所衝突。醫師抱怨醫院及衛生當局的管理及規範,限縮他們執業的自由及新科技的引進與開發;醫院管理者認為醫療網計畫阻礙醫院的發展,或迫使他們必須易地設置,增加營運及管理的成本;而衛生行政當局則在資源有限下,夾在如何平衡「全民照護」及「提升尖端醫療」的難題中。
最有趣者,不少臨床醫師醫而優則醫管,醫管優則衛政,如何換位子又換腦袋,則是巨大的挑戰。輪流當家或可促使大家以開放的心胸相互瞭解,共同增進民眾的健康福祉。
(本文作者楊志良為前衛生署長、現為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健康名人堂邀請國內外醫藥公共衛生專家分享健康觀點與視野,每周二刊出
【聯合報╱楊志良】
2014.09.02 02:36 am
臨床醫療、醫院管理與衛生行政三者,目的相同,均是為增進民眾健康、減除病痛、避免失能及死亡,以延長壽命。但因秉持的價值觀不同,造成三者間的緊張與衝突不斷。
追求醫療突破 忽略成本效益
臨床醫師從醫學生開始,社會化的過程就是要盡一切的手段及努力治癒病患。最佳的境界是「能前人所不能」,亦即在醫療上有所突破,找到新的治療方法,治療以前束手無策的疾病,提升治療的效果、挽救生命,或至少減輕病患的苦痛。至於費用或成本效益,通常不是考慮的範圍。
至於醫院管理者的信念,除部分與臨床醫師相同,希望能治療奇病、重症,以突顯醫院的能耐外,更期望不斷擴大版圖,引進其他醫院沒有的、最新、昂貴的儀器,從事軍備(醫療)競賽;聘請各科名醫以吸引更多的病患、達到更好的業績、創造更多的結餘,再從事另一輪的擴大版圖,引進更貴儀器、聘請名醫、吸引病患。
都會擴建醫院 排擠偏鄉資源
不少院長只要自己的醫院一床難求,第一個想法就是擴建醫院、增加病床。然而醫療資源有限,都會區擴建醫院、增聘醫事人員,埔里、恆春、關山、竹北、潮州、金山等地的醫院,就更難請到醫師、護士等,這些地區不止五大皆空,偏鄉更不易有醫師開業。
至於衛生行政管理者,必然常受到民意代表的壓力,既要照顧偏遠地區,又要同時顧及成本效益。骨髓移植或可挽救一名白血病小孩的生命,但其費用可能可提供千名婦女安全的生產,或二千名孩童的預防接種,其成本效益的差距十分明確。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何者應該優先,答案顯而易見。
因此,光復後30年間的幾位衛生處長(衛生署1971年才成立),如顏春輝、王金茂、許子秋等,皆以廣設衛生所、採行各項公共衛生措施、防治傳染病、改善家戶衛生與營養,增進民眾健康為優先,而將醫院增擴建及引進高尖醫療設備為次要。大型醫院的增擴建及高尖醫療設備的引進,是在1975年台灣經濟起飛後,才由長庚等財團法人醫院領先辦理。之後政府財政充裕,也逐步整擴建各層級公立醫院。
台灣衛生醫療的發展,與若干開發中國家大異其趣。例如印尼雅加達有媲美台大的醫學中心,但不過三、五公里外,眾多的孕產婦及孩童,卻連基本的公共衛生照顧都沒有,母親及嬰兒死亡率是台灣的十倍,甚至數十倍。
競設質子中心 地區醫院無援
再看台灣目前的情況,包括公立醫院在內的各大醫院,競相設置質子治療中心,每座至少花費二、三十億,每治療一名患者需自費近百萬。但台灣尚有近20個次區域的地區醫院,內、外、兒、婦無以為繼,粗估每次區域每年補助千萬,即可使這些地區醫院維持基本的功能。如何協和此二種需求,值得深思。
臨床、醫管與衛政三者理念不同,在工作上必然有所衝突。醫師抱怨醫院及衛生當局的管理及規範,限縮他們執業的自由及新科技的引進與開發;醫院管理者認為醫療網計畫阻礙醫院的發展,或迫使他們必須易地設置,增加營運及管理的成本;而衛生行政當局則在資源有限下,夾在如何平衡「全民照護」及「提升尖端醫療」的難題中。
最有趣者,不少臨床醫師醫而優則醫管,醫管優則衛政,如何換位子又換腦袋,則是巨大的挑戰。輪流當家或可促使大家以開放的心胸相互瞭解,共同增進民眾的健康福祉。
(本文作者楊志良為前衛生署長、現為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健康名人堂邀請國內外醫藥公共衛生專家分享健康觀點與視野,每周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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