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救經濟須先穩信心
2015-09-08 01:21:32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縱使金融海嘯爆發至今達7年之久,當年位處震央的美國也脫離泥淖,正邁開穩健復甦的步伐;台灣卻似乎從未走出這場噩夢,且愈陷愈深,昨天公布的8月出口再度出現大幅衰退,今年已經連七衰。經濟數據總是不如預期,引發諸如轉型不順、紅色供應鏈、經濟政策失當等悲觀論述接連上場,讓各界對台灣經濟的未來陷入集體焦慮。

仔細回想,過去幾年台灣經濟的凋敝,雖有國際環境和中國積極發展進口替代帶來的衝擊,但有更大一部分是各界對我們生活的寶島失去信心所致。因為,當個人與廠商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時,就會減少支出、增加儲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集體性的節儉又讓經濟面臨逆風,坐實悲觀的看法。再加上缺乏信心的社會日漸消磨掉大多數人的進取心,導致面臨產業結構轉型之際,竟喪失能量。於是,便周而復始的自我實現悲觀預期,讓經濟陷入具有回饋迴路(feedback loop)特質的惡性循環,促使經濟進入難以衡量的不穩定狀態。

要在陷入惡性循環後,重建民眾信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有一位可凝聚人心的領導者掌舵之外,更需要有具體且合宜的經濟政策航向,才可能擺脫這種局面。尤其是金融海嘯後的長年低利率環境,理應刺激投資擴張,但卻未發生,表示信心匱乏已影響價格機能對經濟運作的支撐功能。深諳惡性循環之害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 Shiller)建議,此時應擴大政府「投資」,以扭轉此一失靈的局面。

席勒所謂擴大政府支出並非漫天撒錢,而是要在經過恰當的成本效益分析後,進行具有擠入型(crowding-in,意指提升民間部門生產力功能)的政府投資。例如成本值1億元的道路建設,可創造周邊相關生產力每年提升20萬元,若此時長期利率水準低於2%,就值得投資。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在1970年代面臨石油危機及外交重大挫折、2008年金融海嘯時,台灣都遭遇嚴重的經濟信心危機,但前者有十大建設等對生產力有莫大助益的公共投資,延續台灣經濟奇蹟的故事,後者雖推出如消費券等各類政府支出政策,卻難力挽狂瀾,讓民眾持續處於惡性循環中。同是拯救信心危機,結果卻迥異,突顯出政府「投資有道」的重要性。

經濟學家希思科特(J. Heathcote)與派瑞(F. Perri)以《財富與波動性》(Wealth and Volatility)為名的最新研究指出,當資產價格降低時,民眾的財富會相應縮水,其支出型態就會變得比較保守,進而對經濟產生負面衝擊;此時政府往往會推出救市策略,意圖藉此守住人們的財富及信心。問題是這種方式只不過是維持民眾荷包的帳面價值罷了。

希思科特與派瑞的研究指出,較富裕的族群在面對資產價格波動所造成的財富變化時,其支出反應相對穩定,但較貧窮者的支出反應就相當劇烈。換言之,當經濟陷入嚴重衰退時,政府常會適時擴大無差別性的政府消費,但成效並不顯著。

相較之下,那些強化對低收入戶的政策,如失業救濟金補助,總能發揮功效。所以,在景氣嚴重衰退時期,政府應努力強化補貼的執行效率。而就台灣現況而言,當局可從擴大擠入型的政府投資,以及加強較低財富族群社福政策兩方向考量,提出對台灣最有效率及友善的經濟政策組合。

不可諱言,當前台灣經濟面臨許多結構性問題,但回望歷次經濟危機,情勢更險峻者亦不少,何以當年可大步跨過,如今卻只能陷於焦慮,與貌似永無盡頭的惡性循環?關鍵就在於信心的有無。誠如羅斯福(F. Roosevelt)在1933年大蕭條時期就任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上,那震撼人心的名句──唯一令人恐懼的,其實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至於,幸福指數位列亞洲國家亞軍的台灣,為何出現信心危機?將是角逐台灣掌舵大位者須積極處理的首要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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