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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崇拜死刑的社會vs.鄙視死刑的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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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5 00:34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四歲女童當街慘遭殺害的事件震驚社會，頓時「廢死」之聲洶洶；有立委主張修法將殺害兒童訂為唯一死刑，廢死團體更成為民眾聲討的對象。數日後，台南一起傷害事件被誤傳「割喉」，數百群眾甚至包圍派出所，要求「交出人犯」。

我國《刑法》至今仍有死刑規定，多數國人也支持死刑，為何「廢死」卻屢激起強大民怨？原因是，目前制度上雖未廢死，但我國在二○○九年批准國際人權「兩公約」及施行法，儘管聯合國並未接受我國的公約批准書，在國際法上並無實質效力，但在執行面上，卻隱隱然有廢死之實：從扁政府到馬政府，曾連續四年半不執行死刑，導致死囚不斷累積。其後，雖偶或因應輿論壓力執行槍決，但至今「積壓」仍超過四十名，其中有人已判決定讞十多年；此外，近年幾起駭人聽聞的凶殺案被告都逃過一死，在在強化支持死刑的民意怒火。

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當今台灣社會對「正義」和「刑罰」的想法，在菁英階級與普羅大眾之間存在極大的落差。這種矛盾現象，必須歸因於過度崇拜死刑的社會輿論，以及過度鄙視死刑的法界。

一般民眾對刑罰的認知，其實仍建立在「應報」的邏輯上：認為刑罰是一座正義的祭壇，犯人須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國家則透過對犯罪者的懲罰，來教化民眾「惡有惡報」的認知。問題是，近年在法學界及實務界幾乎都主張「預防主義」，認為刑罰的重點在降低犯罪，包括嚇阻他人的「一般預防」，或矯治當事人的「特殊預防」；如果還強調「應報」，就是落伍，就是民粹。

問題是，刑罰是否真能拋開「正義祭壇」的應報功能，則恐怕未必。最基本的「罪刑相當」原則，反映的就是應報概念：例如犯罪人服刑期滿，即使公開揚言再犯，國家亦無權將其繼續關在獄中以為「預防」。又如，殺人強盜之類的「重罪」，刑度大於偷竊詐欺等「輕罪」，原因並非前者需要較長時間才可能悔改，而在於它對社會正義的傷害度更大。同時，「罪」之輕重不僅取決於「犯行」，也要看「動機」；如謀殺與誤殺同樣傷害生命，但刑責各異。

因此，討論刑罰政策時，若認為「應報」完全不必列入考慮，邏輯其實難以自圓其說。而且，法律作為社會科學，終究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實況，而不能僅在學術圈的「應然面」上打轉。過度不食人間煙火，認為刑罰倫理可以超越社會倫理，恐怕會積蓄出更多不信任與反彈。台南民眾包圍警方要求交人，甚至「搜索」派出所，其事雖然荒唐，卻暴露民眾法治素質實不及此的真相。

反過來說，刑罰當然也不可以一味迎合所謂的「社會期待」，否則，一旦落到「人民公審」的境地，民主法治皆將倒退。例如，許多人抨擊廢死人士「只顧罪犯人權，不顧被害者人權」，進而推出「壞人不配享有人權」結論，實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尤其，近年最引發民憤的「殺人狂」案件，兇手幾皆為精神病患或吸毒者，若當事人最後被判定無行為能力，又如何對其處刑？換言之，真要討論死刑的存廢，應考慮的是蓄意從事的犯罪案例，而非這類表面駭人、卻未必能「定罪」的案件。

觀察近年幾次重大刑事案件後的社會輿論反應，可以發現普羅大眾的法治想像，似仍停留在開鍘斬人的「包青天」時代；法學界則流於陽春白雪，完全不顧社會現實與情緒。如果這種南轅北轍的現象無法改善，現實面與理想面的矛盾勢必愈來愈嚴重，社會則將被繼續撕裂，法即難以服人。政府若不能透過教育提高民眾就事論事及就法論事的公民教養，卻以為標舉廢死即能打造民主理想國，那只是空談主義者的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