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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源 2015-03-30 18:06:31 衛城 出版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史蒂芬．普拉特著，黃中憲譯，衛城出版。 分享嘉納治五郎把日本民族主義的形式——使國民得以思想、行動一致的全民教育，全民健身，全民道德——傳遞給他的中國學生。但那是變質的民族主義，有形式而無實質。他告訴他們什麼令民族國家強大，卻未告訴他們什麼構成「民族國家」。或者換個方式說，他告訴他們二十世紀初期世界許多民族主義共有的特徵，卻未告訴他們那些民族主義因何彼此有異。日本有其天皇膜拜儀式和重獲重視、解釋日本古代歷史的神話，而這些東西，一如德國或法國民族主義的象徵、飾物，完全不適用於中國。 中國要呈現什麼樣貌——中國公民要如何有別於他國人，中國要從何處取得其權威，要如何理解中國的過去，以及要如何構思中國的未來——得由來自清帝國的學生自己去摸索（或設計）。這是個很浩大的工程，不只是在宏文學院受教於嘉納的學生的志業，也是所有認為外界有中國可效法之處的中國學生的共同志業。他們開始探究世上其他許多國家的模式，以從中找出適合本國的模式。而他們這麼做時，有個極具影響力的觀念浮現，那就是應以同一民族為基礎建立國家的觀念——為漢人且只為漢人存在的中國。 鼓吹純漢族民族主義最力者是浙江人章太炎，他聲稱這一觀念並非源自外國，而是源自王夫之的著作。章太炎曾任梁啟超在上海所辦報紙的主筆，也是一九○○年唐才常所辦國會的一員。他曾在國會開會場合當眾剪掉辮子，以表達反對讓光緒皇帝復位的計畫。他聲稱早在一八七九年十歲時就開始讀王夫之的著作。照他所述，那是在他外公朱有虔領他讀經讀到曾靜案時開始的。曾靜是湖南籍私塾老師，陰謀刺殺滿人皇帝雍正帝被捕。章太炎說，他外公拿這故事來教導他「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亦即夷人統治中國，就如臣民弒君一樣為天理所不容。章太炎問其外公，「前人有談此語否？」他外公答：「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多年後，章太炎說「余之革命思想伏根於此」。 接下來二十年章太炎研讀王夫之著作，到了一八九七年，他已將王夫之的《黃書》大力吹捧為反滿教科書。他說其他改革者讀顧炎武、黃宗羲之類忠於明朝之大儒的著作，但章太炎認為那些大儒不夠反滿，因為他們生前對清朝並非百分之百否定，而王夫之的隱居山林證明他是堅定不移仇恨入侵外族的真正典範。章太炎寫道，「康氏（康有為）之門，又多持《明夷待訪錄》，余常持船山《黃書》相角，以為不去滿洲，則改政變法為虛語。」沒有可通融之處。在章太炎眼中，王夫之思想的精髓就在其仇滿心理的絕對，且在《黃書》之類著作裡得到理論性的探討，而這一觀念似乎為漢人與其他族群的水火不容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九○二年四月，章太炎試圖召集中國留學生在東京一家飯店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藉此會悼念唐才常等殉難的自立軍成員時，就提出這一觀點。誠如此會會名所表示的，章太炎準備向與會者說明，「支那」（意指由漢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在滿人入主中國之時就亡了。因此，人人都在談論的中國是否即將被外國強權滅亡一問，根本是沒意義的問題：他主張中國已遭外國（即滿人）入侵，滿人已奴役漢人兩百多年。 由於日本警察的阻止，這場集會未能如期舉行，但他所準備的演說文還是以印刷品形式四處傳播。在演說文中，他慷慨激昂的表示，「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夢。」他問道，「覺寤思之，毀我室者，寧待歐美？」接著他說，王夫之已給了他們從集體夢境中醒來，瞭解他們之真正遭遇的方法。誠如他在此演說文中所寫，「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強幹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絪縕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自固」的「固」在完整版《黃書》中有解釋：「民之初生，自紀其群，遠其害沴，擯其異類，統建維君。」在曾國藩版的《船山遺書》中，「異類」二字以兩個空格取代。 《黃書》認為人與萬物本就有異，且必須維持這天生差異以使大千世界欣欣向榮，全書就以此理論為基礎。王夫之在《黃書》中寫道，不同品類、群體會逐漸發展以適合自己的環境（包括實質環境和文化環境），於是，一如魚不該在陸上生活，非漢人也不該在中國的文化——地理區裡居住。在某些人眼中，這理論等於是王夫之的演化論。放在一九○二年章太炎演說的時空環境中，這意味著只要滿人控制中國（也就是說只要漢人未能「自固」），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就毫無意義。於是，「仁」與「義」是只適用規範漢人與漢人之間行為的道德原則，漢人與蠻人打交道時，就不適用。章太炎以古希臘人、波蘭人之類的民族未能建立其基礎（「不能自固」）而亡國為例結束演說，間接表示除非漢人聽進王夫之的示警，否則下場會和他們一樣。 與梁啟超、唐才常二人志同道合且關係密切的章太炎，是譚嗣同在世時少數讀過譚之《仁學》手稿的人士之一。他從譚嗣同重新評價湘軍之遺緒時的戛然而止之處，接續闡發他個人的看法。譚嗣同斥責曾國藩和左宗棠為了保住異族政權殺害同族漢人，但章太炎更進一步去正視他眼中譚嗣同這一推斷核心處存在的弔詭：他問道，如果曾國藩是滿人統治者的奴隸，他怎會刊行王夫之的反滿著作？ 針對曾國藩這一奇怪的矛盾之處，章太炎提出兩個解釋。首先，曾國藩藉刊行王夫之著作來彌補他對本族同胞所犯的罪行。後來章太炎甚至更主張有更為外人所難以察覺的因素，聲稱曾國藩和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其實有志一同於讓中國擺脫滿人統治，唯一差別在於緩急，「曾緩而洪急」。因此，曾國藩征討太平天國只是為維持儒教國家之穩定的權宜之計，嚴格來說不是為支持滿人。 循著這一思路，曾國藩的刊印王夫之著作就堪稱是意識形態的定時炸彈。這位湖南領袖將骨子裡反滿的哲學思想重植於中國土壤裡，藉此欲讓滿人無法永遠統治中國。因此，章太炎對曾國藩之剖析的真正結論，乃是將反滿動機拐彎抹角地擺入曾國藩刊行王夫之著作一事裡，藉此將這位已死的偉大將軍歸入革命陣營。他基本上表示，曾國藩是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革命的革命分子。章太炎的推斷或許背離史實，且建立在一有待商榷的前提上，就是他對王夫之的反滿詮釋乃是唯一可靠的詮釋，但此推斷似乎對當時中國年輕人很具說服力。 章太炎深信王夫之是有獨到見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此信念充斥於他許多出版物裡，且延伸進當時一本影響甚大、傳播極廣的反滿宣傳小冊《革命軍》。《革命軍》出自十八歲的四川學生鄒容之手，章太炎為此書寫了序，序中稱讚「舉義師」的太平天國，同時譴責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領袖阻擋他們實現大業。在序中，他評價了一八六○年代王夫之著作重獲重視一事，特別指出此事令人倍覺諷刺之處：湘軍諸領袖「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有份設址於上海公共租界的上海報紙，一九○三年夏刊出此序，使章太炎、鄒容聲名大噪，卻也把他們送入公共租界監獄。清廷要求從公共租界引渡此二人，但公共租界當局破天荒申明通商口岸享有治外法權，使章、鄒二人未落入清廷之手，免於人頭落地。公共租界當局申明其治外法權，則是不久前某自立會成員在北京監獄遭打死一事令洋人大為震驚，而有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