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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類主權基金或工業銀行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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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3 02:34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準總統蔡英文在與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等人會面時，提出新政府研議成立「類主權基金」的構想。這種主張在台灣並非首次提出，但從未獲得輿論與民意機關的支持，這次類主權基金之議也不例外。唯因蔡英文所提之議帶有一「類」字，周邊幕僚事後更提出「工業銀行」、「投資銀行」之補充，彷彿另有新義。但我們要明白指出，即使「類主權基金」指的是工業銀行或投資銀行，此議絕不可行！

首先要釐清的是，什麼是「工業銀行」？工業銀行與一般認知的商業銀行主要有三點不同：第一，工業銀行不能向一般大眾吸收存款，而商業銀行可以。第二，商業銀行的放款，是出現在借款公司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欄；但是工業銀行的任務是投資，故放款出現在借款公司的「業主權益」欄，而工業銀行實際成為被放款公司的股票持有人。第三，商業銀行放款，賺的是資金進出的利息差，也許僅一趴、半趴，但因金額龐大而累積可觀收入。工業銀行賺的，則是股票購入與出脫之間的資本利得，關鍵是價差的「倍數」，未必是投資額度之大小。

正因為工業銀行的業務是「實質投資」而非「放款」，所以其業務成敗的關鍵，取決於投資前的精準產業分析、投資後的細緻營運輔導、業務相關訊息與平台的銜接、適時的協助募資、選擇出場的關鍵時刻等。民眾不妨想像：從積極正面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工業銀行需要何等的專業與效率？而從防弊監督的角度來看，這又需要何等透明成熟的機制，方能使基金營運克竟其功？

問題是，在台灣，這可能嗎？我們的民主政治不像挪威那麼成熟，立法院、監察院缺乏理性監督、程序透明的氛圍，如果一定要弄個「類主權基金」的工業銀行，其結果，必然是民意機關對操作基金的公務人員設下種種約束，這勢必使得基金效率無從發揮。簡言之，必須有挪威那樣的成熟民主，才能監督主權基金；否則，便必須有新加坡或中國大陸的行政威權，才能發揮基金效率。全世界所有主權基金，都是出現在這兩類國家；台灣兩頭不是，硬要東施效顰，必然慘劇收場。

撇開監督與效率問題不談，蔡英文幕僚稱，設置類主權基金就是要對抗「紅潮」；這說，即更凸顯此案構思之盲點。中國大陸與韓國的優勢，在於他們的集團作戰、統合調度資源。如果台灣不尋思自己的相對優勢，卻傻乎乎地選在別人的優勢面向投入，那是選錯了戰場，是沒有戰略思維的盲動。如果真要比主權基金砸錢的規模與決斷，台灣可能比得過中韓嗎？試想，坊間繪聲繪影稱疑有對岸官方介入的幾個併購案，往往是省略財務查核程序的不合常理加碼出資，台灣能與對方比口袋深度嗎？輕率在別人擅長的戰場發動缺乏勝算的戰役，這恐怕不像有戰略思考的布局。

最後，談「類主權基金」可能衍生的弊端。據產業專家分析，這個主權基金恐將成為財團獵殺的標的，確實不無可能。在基金會或智庫做政策研究的人，通常比較缺乏業界真槍實彈的經歷，也對商人競租鑽營、政客布局套利等手法，也殊少體會；他們善意的理想分析，一不小心，就可能使國家資源變成財團的囊中物。

外界對類主權基金的批評，主要在指出政策研議中的盲點與疏漏，這是蔡英文應警醒之處。以台灣的實際狀況看，早年最成功的工業銀行就是「中華開發」，主其事者為劉泰英。當年，他一人身兼國民黨財委會、中央投資公司、中華開發董事長等職，那是台灣「工業銀行」成功案例的典型。如今，台灣各工業銀行都已換照改為商業銀行，唯獨蔡英文的智庫作了反向思考；如此奇特的切入布局，實需再深思熟慮，不可大意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