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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溢出的聲音：從建中和司改會事件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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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5 02:07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最近有兩起道歉事件值得討論。其一是建中刊物《東海東》指責該校校長在和學生溝通校服問題時，說出「一人一票並不公平」等歧視遊民及低學歷之言語；後經發現校長的說法和語序遭學生斷章取義，學生在臉書上向校長致歉。另一件則是司改會為監督司法官而設的網站，卻誤植並洩漏了許多人的個資，引起法官和檢察官不滿，司改會為此道歉並同意修改。
這兩起事件的主體和性質相去甚遠，原本難以相提並論；然而，兩件南轅北轍的事，恰好反射了台灣社會偌大光譜的共同現象，值得作一對照。小至高中生的校刊言論，大至司法改革的嚴肅議題，無論是《東海東》或「司改會」應該都以監督者自居，也表現得正義凜然；然而，他們最後卻把自己變成了「審判者」，甚至刻意利用偏頗的資訊來醜化對方。如此一來，他們恐怕也背叛了自己的初衷。
建中刊物和司改會之所以如此操切，一方面當然是受到台灣政治氛圍的牽引，以為就是要透過尖銳的對立，引起社會大眾的注目及撻伐，才有可能促成改革──不論是校服的解禁或是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語言近年嚴重誇大及負面化的傾向，尤其在政治人物及電視名嘴的薰染下，一般民眾的語言除不斷提升強度，媒體上更隨時充斥指控、打臉、怒嗆、駁斥、譏諷等用語。簡單地說，人們每次開口，幾乎都要加上情緒語詞，許多人幾乎忘了什麼是事實白描及理性回應；在情緒交鋒下，社會也就越來越失去對話的空間。
一個社會常民的表達習慣，通常可以反映該社會的文化內涵。以台灣憧憬的瑞士而言，瑞士人說話一向保守，通常保留幾分，不喜歡把話說滿；這和其喧譁誇張的南鄰義大利相比，便是極不同的民族性。在台灣，我們也有過純樸簡單的年代，但近年因政治對峙彼此挑激的結果，許多人動輒把話說滿，甚至說到言過其實的外溢地步。到了這種地步，語言就不再是為了「對話」，而成了「對立」的工具。
以建中的事件為例，當天在場討論制服問題的師生，不會不清楚校長談話的整個脈絡。然後，有個學生抓住校長的一點語病，經過截頭去尾及順序的加工，再透過刊物的傳播，立刻就把校長打成了一個不知民主平等為何物的蠻族。雖然只是在文字上動了小小手腳，但建中校長徐建國的聲名幾乎一夕盡毀，連不明就裡的校友都加進來撻伐。試問，學生事後在臉書的道歉，能彌補校長破毀的形象嗎？
再看司改會引發的爭議。表面上，「司法陽光網」的成立，說是為了透明監督，以推動司法公正與改革；實際上，司改會卻不擇手段地假「監督」之名行「審判」之實，用網路技術操作對司法官進行粗魯而片面的人格謀殺。同樣是司法人，司改會成員和他們宣稱要加以監督的法官、檢察官，受的是同一套法律養成訓練；然而，當司改會引用粗糙或不實的資料來審判其同僚時，有沒有想到判決一個案件需要釐清多少事實，需要站在什麼客觀立場？
假藉「監督」之名，對他人進行「審判」甚至「詆毀」之實，是台灣政治對峙中慣用的手法；現在這種風氣更蔓延到社會各個層面，電視上每天無不充斥著這類場景。問題是，當大家認真追問下去，這些外溢的聲音究竟呈現了幾分事實，結果往往經不起檢驗。包括在野黨指控洪秀柱被國民黨以三千萬元「搓圓仔湯」的傳言，雖經特偵組調查澄清，又如何洗得掉民眾心中留存的錯誤印象？
更可悲的是，這些義正詞嚴的揭弊者或改革者，在「神聖任務」的自我膨脹下，不僅簡化了真實的問題，更往往把自己變成了問題的一部分。就像司改會，不僅壟斷了所有司法改革言論，更有人向特定政黨靠攏成為其側翼，甚至挾此力量向司法部門進逼施壓。這麼一個龐然怪物，連與其他司法人對話溝通都無法平等進行，又如何推動讓人信服的司法改革？
建中和司改會事件只是兩個近例，真正值得掛慮的，是台灣社會失去了平實敘事及客觀對話的能力，人們不斷利用尖刻偏頗話語來製造對立而不自覺。這些四溢成災的聲音，有辦法收得回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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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5 02:07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最近有兩起道歉事件值得討論。其一是建中刊物《東海東》指責該校校長在和學生溝通校服問題時，說出「一人一票並不公平」等歧視遊民及低學歷之言語；後經發現校長的說法和語序遭學生斷章取義，學生在臉書上向校長致歉。另一件則是司改會為監督司法官而設的網站，卻誤植並洩漏了許多人的個資，引起法官和檢察官不滿，司改會為此道歉並同意修改。
這兩起事件的主體和性質相去甚遠，原本難以相提並論；然而，兩件南轅北轍的事，恰好反射了台灣社會偌大光譜的共同現象，值得作一對照。小至高中生的校刊言論，大至司法改革的嚴肅議題，無論是《東海東》或「司改會」應該都以監督者自居，也表現得正義凜然；然而，他們最後卻把自己變成了「審判者」，甚至刻意利用偏頗的資訊來醜化對方。如此一來，他們恐怕也背叛了自己的初衷。
建中刊物和司改會之所以如此操切，一方面當然是受到台灣政治氛圍的牽引，以為就是要透過尖銳的對立，引起社會大眾的注目及撻伐，才有可能促成改革──不論是校服的解禁或是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語言近年嚴重誇大及負面化的傾向，尤其在政治人物及電視名嘴的薰染下，一般民眾的語言除不斷提升強度，媒體上更隨時充斥指控、打臉、怒嗆、駁斥、譏諷等用語。簡單地說，人們每次開口，幾乎都要加上情緒語詞，許多人幾乎忘了什麼是事實白描及理性回應；在情緒交鋒下，社會也就越來越失去對話的空間。
一個社會常民的表達習慣，通常可以反映該社會的文化內涵。以台灣憧憬的瑞士而言，瑞士人說話一向保守，通常保留幾分，不喜歡把話說滿；這和其喧譁誇張的南鄰義大利相比，便是極不同的民族性。在台灣，我們也有過純樸簡單的年代，但近年因政治對峙彼此挑激的結果，許多人動輒把話說滿，甚至說到言過其實的外溢地步。到了這種地步，語言就不再是為了「對話」，而成了「對立」的工具。
以建中的事件為例，當天在場討論制服問題的師生，不會不清楚校長談話的整個脈絡。然後，有個學生抓住校長的一點語病，經過截頭去尾及順序的加工，再透過刊物的傳播，立刻就把校長打成了一個不知民主平等為何物的蠻族。雖然只是在文字上動了小小手腳，但建中校長徐建國的聲名幾乎一夕盡毀，連不明就裡的校友都加進來撻伐。試問，學生事後在臉書的道歉，能彌補校長破毀的形象嗎？
再看司改會引發的爭議。表面上，「司法陽光網」的成立，說是為了透明監督，以推動司法公正與改革；實際上，司改會卻不擇手段地假「監督」之名行「審判」之實，用網路技術操作對司法官進行粗魯而片面的人格謀殺。同樣是司法人，司改會成員和他們宣稱要加以監督的法官、檢察官，受的是同一套法律養成訓練；然而，當司改會引用粗糙或不實的資料來審判其同僚時，有沒有想到判決一個案件需要釐清多少事實，需要站在什麼客觀立場？
假藉「監督」之名，對他人進行「審判」甚至「詆毀」之實，是台灣政治對峙中慣用的手法；現在這種風氣更蔓延到社會各個層面，電視上每天無不充斥著這類場景。問題是，當大家認真追問下去，這些外溢的聲音究竟呈現了幾分事實，結果往往經不起檢驗。包括在野黨指控洪秀柱被國民黨以三千萬元「搓圓仔湯」的傳言，雖經特偵組調查澄清，又如何洗得掉民眾心中留存的錯誤印象？
更可悲的是，這些義正詞嚴的揭弊者或改革者，在「神聖任務」的自我膨脹下，不僅簡化了真實的問題，更往往把自己變成了問題的一部分。就像司改會，不僅壟斷了所有司法改革言論，更有人向特定政黨靠攏成為其側翼，甚至挾此力量向司法部門進逼施壓。這麼一個龐然怪物，連與其他司法人對話溝通都無法平等進行，又如何推動讓人信服的司法改革？
建中和司改會事件只是兩個近例，真正值得掛慮的，是台灣社會失去了平實敘事及客觀對話的能力，人們不斷利用尖刻偏頗話語來製造對立而不自覺。這些四溢成災的聲音，有辦法收得回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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