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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人道是更高價值：反課綱運動的盲點
2015-08-21 02:18:24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十二月南京失守，時任德國西門子公司駐華代表的商人拉貝，與金陵女大教務主任魏特琳等外籍人士，共同創立了國際安全區，一時湧入廿五萬人避難。日軍在南京城內燒殺姦淫，多次要求進入安全區搜索；拉貝等人飽遭恐嚇及暴力相向，但仍堅持庇護絕大多數難民度過最恐怖的冬天。

拉貝與魏特琳拯救千萬生靈，卻未蒙善報。拉貝翌年奉召回國，遭到蓋世太保警告，不得張揚南京大屠殺真相；戰後因曾為納粹黨員身分不得工作，生活陷入絕境，靠蔣宋美齡濟助及中國民間捐款勉強度過晚年。魏特琳則因目睹太多血腥殘暴精神受創，返美休養仍無法擺脫心力交瘁，於一九四一年自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這些人的高貴情操，馬總統上周明令褒揚拉貝與魏特琳，並邀請其後人來台受獎。

抗戰期間，在華外國人仗義救人的例子不止一端。當年河北濮陽縣淪陷，日軍進城燒殺，德裔匈牙利籍的神父隆其化張開雙臂擋在教堂門口，士兵刺刀抵在胸前亦不為所動。日軍被神父的勇氣懾服，教堂內五千名婦孺因而保住性命。隆神父的行為感動當地一個教友家庭的獨生子，決心獻身天主；這個名叫單國璽的少年，後來成為華人世界第五位樞機主教，被認為是社會良心的代表。

拉貝、魏特琳與隆其化都是外國人，拉貝與隆其化的祖國屬軸心陣營，拉貝更是納粹黨員。就國家利益觀點看，他們大可只求自保，不必冒險救助他們根本不認識的中國人；但他們追求的是更高價值的人道精神，勇敢超越了政治與國族的界線。

就反課綱運動而言，拉貝等人的故事夠不夠格放進教科書，讓台灣的孩子們知道？

反課綱期間流傳一段話：「從台灣走出去的每一個青年，都該了解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都有權知道所有故事的全貌。」乍聽言之成理，但謬誤是，歷史的中心與認同基準從來不是只談「土地」，而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且不說台灣多數居民的先祖來自海峽對岸，社會多數語言風俗習慣仍屬中華文化；近在眼前的是，對於日益增加的新移民而言，他們是否得滌清對於東南亞原鄉的歷史記憶，才算得上「認同台灣」？

所謂「呈現所有故事全貌」，更是似是而非。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主義學派，一度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只要史料搜集完整，即可寫出一部完美的「終極歷史」。實際上，人類活動的紀錄浩瀚如海，不可能完全被記憶抄錄，更沒有一部史學著作可能收納所有史料。史學作品必有「情節」的取捨，去取之間，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拉貝等人的故事，若就所謂「國民黨史觀」而論，絕對屬於「政治正確」之類；但是，即使在國立編譯館時代，卻也不曾將之放入教科書。其原因，不外課本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所有故事都放進去。至於所謂「課本沒有教」，當不能作為自己懶於求知的藉口。

事實上，反課綱運動所強調「課本沒有教」的部分，幾乎集中於「國民黨」或「中國」的不堪；而對於日本統治，則不假掩飾地揄揚，用字遣詞力求「別讓日本不開心」。所謂本土與鄉土的意義，更被窄化成「仇國民黨」與「仇中」；如此一來，甚至連真正的「台獨」都不夠格。原因是，若要宣示台灣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卻對前殖民主孺慕傾倒，豈不自損國格？連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見都承認侵略行為，台灣部分「遺老」卻致力為日本辯護開脫，又何其錯亂！面對日本的侵略、殖民歷史，如果教科書竟然不能根據反侵略、反殖民立場嚴正譴責，辨明歷史的是非，這種「教育」，能提供給新一代國民什麼樣的人性觀念？

早年國民黨的歷史教育，不鼓勵學生培養邏輯、思辨能力，也未突出人道與正義的最高價值；然而，能獨立思考的學生，照樣可以建構不同的認知價值。台灣早就不是一言堂時代，但許多人卻依舊封閉排他，看人、看事、看歷史仍流於「我族」中心甚至「本土」中心，對「我們」的主流史觀照單全收，對「他們」的史觀則全盤否定，並未提升至更高的人道史觀以開展人性的視野。這樣的社會看似民主自由，其實只是不斷的動盪與無盡的衝突，無法讓拉貝、魏特琳、隆其化那樣的偉大形象，鼓勵年輕一代在心中建立高遠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