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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問院長，「我自願」是什麼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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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7 02:47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這是人盡皆知的道理。但是，回顧近年台灣的教育政策和改革，除了「鬆綁」二字，不見注入新的時代或文化價值；就連爭議激烈的課綱，似乎也只剩各說各話的「史觀」分歧，別無其他。如果每八年政黨輪替，教科書就要來一次史觀的大翻盤，如果台灣人連「我是誰」都充滿困惑，又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觀分析、反省批判乃至創新發明的能力？

這次的課綱爭議，主要是馬政府時對課綱「微調」所引發；其中，又以歷史課綱中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定位為主要焦點，這當然又與藍綠政黨各自的統獨立場有關。問題是，就課綱而言，我們要如何撰寫及面對歷史呢？是要隱藏自己的失敗、誇大自己的成功呢？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對歷史移花接木進行美化或醜化呢？除了尊重多元的歷史記憶，還有什麼其他可貴的價值呢？

事實上，課綱審議的重點，不應只是多元史觀的平行呈現，也不只是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更要檢視論述邏輯是否嚴謹，是否與現實社會的觀察圓融契合，是否前後沒有矛盾扞格。如此，才不至於寫出一套顛倒是非、破綻百出的課綱，把孩子弄得一頭霧水，又達不到教育的功能。

美國的教育課綱，之所以「演化論」佔絕對優勢，並不是因為創造論支持者的歷史記憶不深刻，而是因為創造論沒有辦法對許許多多的生命現象提供圓融的解釋。也因此，課綱的審議，檢視其論述的圓融，恐怕比尊重多元更重要。如果只是要多元尊重，那麼，各行各業販夫走卒都應當參與課綱審議。但是若要檢視推理思辨的圓融，找學生審議課綱的不恰當，就非常清楚了。

進一步說，現代社會永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教育不是要把這些龐雜的見解灌輸給孩子，而是要訓練他們有自行梳理、分析的能力。台灣社會之民粹，就在於政治人物幾乎沒有能力在思辨深度上說服別人，最後只好淪為「輪流向不同群體道歉」的形式。

行政院長林全稍早在立法院答覆慰安婦問題時說，「有些慰安婦是自願，有些是被迫」，這樣的回答，就完全反映了「只有多元、沒有深度」的民粹弊病。表面上看，「有人自願、有人非自願」當然是可能並存的兩種不同歷史記憶，也是兩種平行的多元史觀；但稍一深思，便知不是如此。

借高利貸的人幾乎都是「自願」去借錢的，而民法二○五條之所以禁止自願借款的高利貸，就是因為當事人自己所謂的「自願」，背後往往背負著許多違反基本人權的無奈。所謂「自願」，應當是指人在擁有充分自由的情境下，說出「我願意」三個字；但是，借高利貸的人往往卻是處於極大的經濟壓迫下，所以國家不能接受「借高利貸是自願」的觀點。

同樣的道理，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被殖民者的人權是受到壓迫的，他們並未被賦予「人生而平等」的權利。也因此，即使當他們聲稱「我願意」時，代表的恐怕是一種心痛的無奈，或者根本未曾意識到自己有拒絕權利。尤其是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被殖民的台灣底層婦女，要說她們有多少自由意志可以抗拒日本軍方的強徵，恐怕值得懷疑。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強稱慰安婦有多少人屬於「自願」，有什麼人道史觀的根據？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可以用新的觀點來檢視並反省歷史。但日本的殖民統治或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都不會因此而減少其錯誤之責任。在人權價值面前，也不會因為有人說慰安婦是「自願」，讓日本的侵略與強徵作為合法化；那麼，林全的「自願說」到底所為何來？如此是非不分，反映的又是什麼史觀？

學生要審查課綱固不可思議，但政治人物自甘淺薄，貽誤教育，實更可悲。

課綱﹒慰安婦﹒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