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朗/從高峰會看台灣參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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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9 01:55 聯合報 高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十一月連續有幾場領袖高峰會,先於土耳其安卡拉舉行G20會議,接著菲律賓馬尼拉召開APEC經濟領袖會議,繼而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東南亞國協高峰會。這個月底又有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

若在幾十年前,我們很難想像從歐洲到亞洲的國家領導人會如此密集地集會,這固然感謝交通便利之賜,更重要的因素是近年國與國間相互依存,利害與共,從安全、經濟到環境議題,無不需要定期協商,區域組織蓬勃發展。

舉辦領袖高峰會,對主辦國來說,壓力沉重,不僅負責維安,還要解決交通問題。以APEC會議為例,廿一位領袖出席,去年北京與今年馬尼拉都須放假,以舒緩車流,確保各國領袖暢行無阻。這次巴黎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據說一百四十多國元首與會,當地在恐攻不安的氣氛下,安全與交通,將是艱鉅的挑戰。

舉辦高峰會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有時還招惹民怨,惟主辦國並非只有付出,獲益也不少。首先,主辦高峰會,該城市將成全球媒體的焦點,對提升國家形象與城市地位,有所幫助。有的國家為了辦一場高峰會,進行場館建設,大型會議廳與旅館應運而生。另外,主辦國通常對會議的議程設定有影響力,如懂得善用東道主角色,溝通協調各國歧見,即使小國也可以成為議場的主角。

現代高峰會動輒幾十國領袖參加,很難做實質的討論,加上時間緊湊,各國領袖在議場往往行禮如儀。今年馬尼拉的APEC領袖會議,廿多位領袖參加的圓桌論壇,只有一天。上、下午一場,領袖們每場發言一次,很少超過十分鐘。 即使如此,時間往往不夠用,還要延長。

但這不意味高峰會流於形式,其具體成果則倚賴大量的幕僚作業,各國部長對會議的議程、宣言,早討論多次。儘管與會者眾,總有辦法理出重點,凝聚共識,且各國領袖還有其他重頭戲,包括場外的雙邊與多邊會談。譬如最近中共總理李克強出席東南亞國協高峰會,期間還出席中共與東協及中日韓與東協的會議,並訪問馬來西亞。所以各國參與高峰會往往有多重目的,高峰會也成各國領袖聚會的平台,彼此交流,醞釀合作,化解歧見,當然也少不了彼此角力。隨各國領袖前來的部長們,在此也合縱連橫,施展外交手腕。

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絕大多數政府間國際組織,無法參加,遭嚴重孤立。目前APEC是我們少數可以參與的領袖高峰會,然只限派領袖代表出席,說明台灣外交處境,仍然艱困。縱使如此,APEC平台已是台灣的重要國際發聲管道。今年蕭萬長代表,在領袖會議時,即將台灣參加TPP第二輪談判的意願,向與會的TPP十二個會員國表達;並利用會議期間展開雙邊與多邊會談。

全球化時代,政府間會議日趨頻繁,領袖高峰會也增多了。相對之下,台灣的國際參與不足,局限了我們的視野與判斷力;與各國領袖與部長間見面機會少,關係也不易累積。對以外貿為主的台灣,十分不利。台灣必須爭取參與更多區域與全球的經貿組織與協定,才能確保自身權益。

兩岸關係對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極為重要,中共因素不可能迴避。未來不管參加TPP或任何經貿組織,下一任政府不僅要維持美、日良好關係,同時也要展現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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