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反杜邦卅年,台灣環境變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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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1 02:58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鹿港鎮民反杜邦成了全民運動,鹿港鎮內到處可見反杜邦海報。 圖/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
鹿港鎮民反杜邦成了全民運動,鹿港鎮內到處可見反杜邦海報。 圖/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提供
十三日是鹿港反杜邦事件滿卅周年紀念,接下來,則是台中反拜耳滿廿年。兩起環保事件,使得近千億元投資案喊停,換來環境意識劇升,但方向未必正確,有可喜亦有可憂。可歌可泣的環境守護故事,也牽動台灣吸引外資的圍牆高築,對照台灣的四小龍光環褪色,兩者不無關係。反杜邦卅周年不是慶典,而是反思時刻。
鹿港的反杜邦事件,其實是先前台灣諸多「強凌弱」環境事件「零存整付」的大爆發。當時,李長榮、三晃等重大汙染此起彼落,賺取暴利的電鍍廠、染整廠不在意地排放毒廢水入良田圳渠,政府「圈地」開發閒置的蚊子工業區四處可見。在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卻罔顧環境永續下,台灣土地和環境付出了可觀的代價。

在這種情況下,反杜邦和反拜耳兩起事件掀起了台灣環境保護的狂潮,影響深遠。但事隔多年之後回顧,恐怕必須坦白面對這兩樁大事所帶來的正、反兩面衝擊。

從正面看,最重要的首推民眾環境意識迅速被喚起,了解守護環境人人有責,不能光靠政府。反杜邦讓民眾的環境意識迅速萌芽、茁壯,許多基層民眾主動投入行動,做在地環境的守望者,挺身對抗不當的開發行為及惡劣的汙染事業,環境運動迅速扎根。

其次,是政府環保機構升格,相關法令缺口補上,使體制日趨健全。受反杜邦事件刺激,行政院成立環保署,環境法制空氣、水、土壤汙染防治法陸續到位,之後環評制度的建立,把台灣的環境保護從垃圾清運層次提升為環境及資源永續;開發行為須先經過評估,這對守護台灣有莫大意義。

第三,是建立外商投資建廠須符合高環保標準的共識。杜邦在鹿港受挫後,轉至桃園觀音設廠,二十多年來高標準的環保表現,被在地居民認為是好鄰居。對照杜邦後來在大陸山東設廠卻因低階製程引發環保爭議,台灣的環保制度更規格化。

再談負面影響。杜邦、拜耳都是該領域權威的國際大廠,投資資訊透明度高;但當年的抗爭其實夾雜惡質政治的炒作,若干手段極不合理,使台灣留給國際「無法理性溝通」形象。這兩起環境抗爭,使得外資對台灣卻步,影響甚深。

民眾環境意識升高是好事,但環保抗爭無限上綱,則往往伴隨負作用。多年來,民間自發的環境運動攔阻了不少不必要的建設,是守護台灣的動力,極為可貴。但另一方面,包納公民參與的環評設計,卻往往使得原應客觀、透明的檢視制度變得寸步難行。尤其,若干民眾動輒「誓死抗爭」,讓一些必要的建設無法推動,其結果,卻絲毫無助於環境。最明顯的例子,像焚化廠、變電所之類的「嫌惡設施」,經常引起地方「鄰避效應」的無限擴張,最後都因抗爭而無法進行。雲林縣林內焚化爐建成卻無法啟用,爆量的垃圾卻要其他縣市代為處理,正是惡質顯例。

更惡質的,是假藉環境為名的政治操作,只為收割政治效益;這點,拜耳案正是不堪回首的例子。拜耳雖是化學、農藥大廠,卻也是頂尖的綠色企業,其製程多獲國際標準組織頒發ISO認證。當年拜耳擬投資五百億元設廠台中,資料透明可供檢視;但當時台中縣卻祭出須經公民投票程序,且加油添醋的將拜耳與國際重大環境事件掛鉤。過度政治化的結果,投資者氣餒是必然。

歸根究柢,政府體制對環境權未有根本的重視,加上部會本位主義,使得台灣守護環境的努力事倍功半。例如,淘汰二行程機車已起步十二年,至今仍有兩百萬輛烏賊在路上跑;綠建築推動十餘年,至今建材、稅賦沒有任何獎勵。政府環境思維跟不上時代腳步,環境守護當然跌跌撞撞。

反杜邦三十年了,台灣整體環境似乎未摸索出正確之路,該是反思、淬鍊出教訓的時刻。

卅年前鹿港鎮民北上,從中正紀念堂手拿「怨」、國旗、抗議標語「散步」至總統府,抗議...
卅年前鹿港鎮民北上,從中正紀念堂手拿「怨」、國旗、抗議標語「散步」至總統府,抗議杜邦設廠。 圖/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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