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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帶幼兒進議場:從專業及分配觀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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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0 01:35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民進黨新科立委余宛如要為職業婦女爭取福利,將提案修正「立法院議事規則」,盼未來開放立委及部會首長可以帶3歲以下嬰幼兒進入開會場合開會。 聯合報資料照片
分享生兒育女議題頗受立委關注,相關提案則引發不同回應。葉宜津主張發放「兒少津貼」,十八歲以下少年及兒童每人每月發三千元;但因每年要花掉國庫一千五百億元,被批為「錢坑法案」。與此同時,余宛如提議立院開放立委和首長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入議場,也有正反兩面看法,支持者認為可提升社會友善育兒觀念並減少議場暴力,反對者則認為一般職場難以適用。
噓聲和讚聲之間,除了偌大財政的差異,還有觀念與可行性、優先性的拔河。其中,不少民眾的質疑是:立委不能只從自身的需要出發,少子化固然嚴重,但社會上老年照護更為迫切,為何沒人過問?也因此,對於余宛如的提案,有人反問:立院是否也該開放帶年邁父母進場;也有人批評帶小孩上班其實不適於一般藍領與白領勞工的專業環境,就算阿根廷等少數國家開放議員在議場哺乳,但多數民主國家並未跟進,就是因為立法議事需要更多的專業與專注。對於葉宜津的「少年津貼」,則有民眾反諷應該發放「中年津貼」,以免此一族群為生計操勞死。
持平而言,上述提案皆有其著眼,如果國家財政豐沛,或社會條件許可,當然不妨一試。然而,在當今台灣的社會結構與環境下,與少子化同樣嚴重的是高齡化,比帶幼兒進議會更迫切的是職場的平權和友善環境;如果立委一味在狹義的幼兒撫育問題上打轉,卻看不到老人照護或職場平權的迫切性,恐怕就搔不到社會癢處。余宛如初為人母,葉宜津是三個孩子的媽,當然了解現代社會養兒育女的辛勞;但別忘了,她們現在的身分是「立委」,是「代議士」,其提案必須要有更宏觀的視野,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自身之需求投射在立法工作上。
以台灣少子化及高齡化問題為例,最新統計指出,台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與十四歲以下人口比例已近一比一,老化指數達九十一點六,許多家庭深為照顧老人問題所苦。面對兩批數量相當的人口,若一味強調社會資源要優先灌注到兒少部門,其他年齡層如何不產生相對剝奪感?這樣的資源排序,又如何能謀求社會最大福祉及公平分配?
事實上,台灣長年遭詬病的稅制不公問題,也隱含余、葉兩立委「從自我角度出發」的相同邏輯。政府一說要提高遺產稅,富人就不把錢匯回台灣;政府說要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企業就把公司移到海外。國民黨版長照保險制卡關後,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宣稱要改採「稅收制」,並調高遺贈稅支應,工商界立即有人高呼「聽到都嚇死」,並舉新加坡、香港零遺贈稅之例,建議政府改採其他方式尋找財源。
基於利己心理,所有民眾都不希望政府在自己身上拔毛,如果立委的提案又不能考量多數人福祉,而當政者又因循苟且不願碰觸棘手的賦稅及分配正義問題,也難怪台灣去年租稅負擔率十二.八%,全球最低,而各項福利改革皆處處碰壁。
綜觀台灣目前的經社結構,理想的照護設計必須將嬰幼托育、老人長照都納入環節,讓不分職業、階級、性別都能分享服務環境。如果立委腦子裡想到的只是兒少津貼及帶幼兒上班等議題,卻未警覺到自己的高薪、高社會地位遠優於常人,其隱含的恐怕是階級意識和個人主義,乃至對年齡正義的欠缺敏感。那麼,蔡英文又豈能天真地認為這些提案有助改善少子化?
台灣財政大餅就這麼大,如何分配到多數人滿意,需要更細緻的智慧;切忌哪邊聲音大就往哪邊倒,否則只會更助長不公。主政者除了摒除私心,還必須權衡國家社會整體需求之輕重,謹慎編織資源分配之網,如此,台灣分配正義才可能停止一路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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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0 01:35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民進黨新科立委余宛如要為職業婦女爭取福利,將提案修正「立法院議事規則」,盼未來開放立委及部會首長可以帶3歲以下嬰幼兒進入開會場合開會。 聯合報資料照片
分享生兒育女議題頗受立委關注,相關提案則引發不同回應。葉宜津主張發放「兒少津貼」,十八歲以下少年及兒童每人每月發三千元;但因每年要花掉國庫一千五百億元,被批為「錢坑法案」。與此同時,余宛如提議立院開放立委和首長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入議場,也有正反兩面看法,支持者認為可提升社會友善育兒觀念並減少議場暴力,反對者則認為一般職場難以適用。
噓聲和讚聲之間,除了偌大財政的差異,還有觀念與可行性、優先性的拔河。其中,不少民眾的質疑是:立委不能只從自身的需要出發,少子化固然嚴重,但社會上老年照護更為迫切,為何沒人過問?也因此,對於余宛如的提案,有人反問:立院是否也該開放帶年邁父母進場;也有人批評帶小孩上班其實不適於一般藍領與白領勞工的專業環境,就算阿根廷等少數國家開放議員在議場哺乳,但多數民主國家並未跟進,就是因為立法議事需要更多的專業與專注。對於葉宜津的「少年津貼」,則有民眾反諷應該發放「中年津貼」,以免此一族群為生計操勞死。
持平而言,上述提案皆有其著眼,如果國家財政豐沛,或社會條件許可,當然不妨一試。然而,在當今台灣的社會結構與環境下,與少子化同樣嚴重的是高齡化,比帶幼兒進議會更迫切的是職場的平權和友善環境;如果立委一味在狹義的幼兒撫育問題上打轉,卻看不到老人照護或職場平權的迫切性,恐怕就搔不到社會癢處。余宛如初為人母,葉宜津是三個孩子的媽,當然了解現代社會養兒育女的辛勞;但別忘了,她們現在的身分是「立委」,是「代議士」,其提案必須要有更宏觀的視野,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自身之需求投射在立法工作上。
以台灣少子化及高齡化問題為例,最新統計指出,台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與十四歲以下人口比例已近一比一,老化指數達九十一點六,許多家庭深為照顧老人問題所苦。面對兩批數量相當的人口,若一味強調社會資源要優先灌注到兒少部門,其他年齡層如何不產生相對剝奪感?這樣的資源排序,又如何能謀求社會最大福祉及公平分配?
事實上,台灣長年遭詬病的稅制不公問題,也隱含余、葉兩立委「從自我角度出發」的相同邏輯。政府一說要提高遺產稅,富人就不把錢匯回台灣;政府說要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企業就把公司移到海外。國民黨版長照保險制卡關後,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宣稱要改採「稅收制」,並調高遺贈稅支應,工商界立即有人高呼「聽到都嚇死」,並舉新加坡、香港零遺贈稅之例,建議政府改採其他方式尋找財源。
基於利己心理,所有民眾都不希望政府在自己身上拔毛,如果立委的提案又不能考量多數人福祉,而當政者又因循苟且不願碰觸棘手的賦稅及分配正義問題,也難怪台灣去年租稅負擔率十二.八%,全球最低,而各項福利改革皆處處碰壁。
綜觀台灣目前的經社結構,理想的照護設計必須將嬰幼托育、老人長照都納入環節,讓不分職業、階級、性別都能分享服務環境。如果立委腦子裡想到的只是兒少津貼及帶幼兒上班等議題,卻未警覺到自己的高薪、高社會地位遠優於常人,其隱含的恐怕是階級意識和個人主義,乃至對年齡正義的欠缺敏感。那麼,蔡英文又豈能天真地認為這些提案有助改善少子化?
台灣財政大餅就這麼大,如何分配到多數人滿意,需要更細緻的智慧;切忌哪邊聲音大就往哪邊倒,否則只會更助長不公。主政者除了摒除私心,還必須權衡國家社會整體需求之輕重,謹慎編織資源分配之網,如此,台灣分配正義才可能停止一路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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