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導故事 為何沒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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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3 01:44 聯合報 桑品載/作家(台南市)

在金馬獎頒獎前一天,台南市文化中心公演舞台劇「押解」,劇本是吳念真根據段彩華的短篇小說改編。舞台劇演出時間兩個半小時,吳念真加添了許多素材,但未離原作精神。小說和舞台劇共同反映的主題,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共處現象,將一節火車廂濃縮成為這個現象的小世界。段彩華擅以喜感情節表現內心的濃濃深情,外省人、台灣人,在他寫這篇小說的四十年前是個大禁區,但他以溫情處理這個題材,被政治放行而為佳作。

吳念真將它改編成喜劇形式,國台語夾雜,對現狀注入淡淡的諷刺,台下笑聲不絕。劇終後我到後台與他相見,稱這齣舞台劇形如一個「黑色笑話」,他點頭稱是。

大約四、五年前,我去台北參加一項文化性晚宴,飯後大家談興很濃,聊天到午夜十二點。之後,我要去民權西路搭夜車南下,侯孝賢與鄭村棋陪我同行,三人漫步夜台北一個小時。

侯孝賢給我講了一個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某夜,他忙著為一部電影剪接,致通宵未眠。清晨,他搭計程車回家睡覺,車上收音機正播放地下電台罵國民黨、罵外省人節目,音量很大,侯孝賢表示他想睡覺,請司機關掉收音機。不料這要求惹惱了司機,罵侯不愛台灣,那司機罵得興起,將車子開到路邊停下,要將侯趕下車,侯說他年輕時一度是火爆浪子,打架是常事,這種要求他豈會答應?兩人便在車裏吵了起來。旋即,司機下車到後車廂取出一根木棒,侯孝賢也跟著下車,他站在車邊與司機對峙。司機揮了幾棒沒打著,反挨了侯孝賢幾腳,司機察覺來得厲害,竟穿過馬路到對街廊下躲起來,侯孝賢說,他不信司機會棄車不顧,便靜立在車邊,過不久,司機果然回來了,侯孝賢問:「還要打嗎?」司機不吭聲,坐上司機座,開車到目的地。

這件事之前我曾有聽聞,如今由侯孝賢親口說出,才深信不疑。我說:「這是多麼好的電影情節,為何不拍成電影?」我忘了侯孝賢是怎麼回答我的,總之沒看到類似情節的電影。

我把上述兩件事一起寫在這篇文章裏,是基於同一種心情——台灣電影欲從現實社會中找題材,政治是不應迴避的題目。段彩華的寫作年代,有安全顧慮,現在台灣已是各方開放的社會,政治尤其熱鬧,電影界為何要捨棄這個題材?

當然,電影影響人心,處理時切莫淪為某種意識型態的工具,應站穩藝術高度立場,忠實反映現狀。透過影片引領觀眾探索政治現象時有公正且深刻的了解,這正是電影教育功能。

「押解」舞台劇在台北共演出十場,觀眾有一萬多人;在台南演出第一場,觀眾便有一千多人。台北、台南,政治生態有落差,但都獲人民喜愛,說明敏感的族群議題,透過高明的文學手法,人民都會接受。故而,即使著眼於商業,也無慮有無市場。

美國對黑白種族也很敏感,卻常成為好萊塢影片內容。民主化後的台灣,民主素養日趨成熟,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思想,大家並不陌生,即使還存在著如侯孝賢所遭遇的那種事,少之又少,重要的是,多數台灣人民對那位司機的行為是起反感的。

吳念真在謝幕時,向觀眾表示希望將我的小說改編成舞台劇,我的小說有很多是政治性的,有幾篇發表在廣州「南方周末」後,共有四位大陸電影工作者向我表示改編成電影的興趣,但中共的廣電局都不同意。台灣已無審核制度,這正是台灣和大陸的不同,電影界何必自縛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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