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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導故事 為何沒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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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3 01:44 聯合報 桑品載／作家（台南市）

在金馬獎頒獎前一天，台南市文化中心公演舞台劇「押解」，劇本是吳念真根據段彩華的短篇小說改編。舞台劇演出時間兩個半小時，吳念真加添了許多素材，但未離原作精神。小說和舞台劇共同反映的主題，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共處現象，將一節火車廂濃縮成為這個現象的小世界。段彩華擅以喜感情節表現內心的濃濃深情，外省人、台灣人，在他寫這篇小說的四十年前是個大禁區，但他以溫情處理這個題材，被政治放行而為佳作。

吳念真將它改編成喜劇形式，國台語夾雜，對現狀注入淡淡的諷刺，台下笑聲不絕。劇終後我到後台與他相見，稱這齣舞台劇形如一個「黑色笑話」，他點頭稱是。

大約四、五年前，我去台北參加一項文化性晚宴，飯後大家談興很濃，聊天到午夜十二點。之後，我要去民權西路搭夜車南下，侯孝賢與鄭村棋陪我同行，三人漫步夜台北一個小時。

侯孝賢給我講了一個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某夜，他忙著為一部電影剪接，致通宵未眠。清晨，他搭計程車回家睡覺，車上收音機正播放地下電台罵國民黨、罵外省人節目，音量很大，侯孝賢表示他想睡覺，請司機關掉收音機。不料這要求惹惱了司機，罵侯不愛台灣，那司機罵得興起，將車子開到路邊停下，要將侯趕下車，侯說他年輕時一度是火爆浪子，打架是常事，這種要求他豈會答應？兩人便在車裏吵了起來。旋即，司機下車到後車廂取出一根木棒，侯孝賢也跟著下車，他站在車邊與司機對峙。司機揮了幾棒沒打著，反挨了侯孝賢幾腳，司機察覺來得厲害，竟穿過馬路到對街廊下躲起來，侯孝賢說，他不信司機會棄車不顧，便靜立在車邊，過不久，司機果然回來了，侯孝賢問：「還要打嗎？」司機不吭聲，坐上司機座，開車到目的地。

這件事之前我曾有聽聞，如今由侯孝賢親口說出，才深信不疑。我說：「這是多麼好的電影情節，為何不拍成電影？」我忘了侯孝賢是怎麼回答我的，總之沒看到類似情節的電影。

我把上述兩件事一起寫在這篇文章裏，是基於同一種心情——台灣電影欲從現實社會中找題材，政治是不應迴避的題目。段彩華的寫作年代，有安全顧慮，現在台灣已是各方開放的社會，政治尤其熱鬧，電影界為何要捨棄這個題材？

當然，電影影響人心，處理時切莫淪為某種意識型態的工具，應站穩藝術高度立場，忠實反映現狀。透過影片引領觀眾探索政治現象時有公正且深刻的了解，這正是電影教育功能。

「押解」舞台劇在台北共演出十場，觀眾有一萬多人；在台南演出第一場，觀眾便有一千多人。台北、台南，政治生態有落差，但都獲人民喜愛，說明敏感的族群議題，透過高明的文學手法，人民都會接受。故而，即使著眼於商業，也無慮有無市場。

美國對黑白種族也很敏感，卻常成為好萊塢影片內容。民主化後的台灣，民主素養日趨成熟，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思想，大家並不陌生，即使還存在著如侯孝賢所遭遇的那種事，少之又少，重要的是，多數台灣人民對那位司機的行為是起反感的。

吳念真在謝幕時，向觀眾表示希望將我的小說改編成舞台劇，我的小說有很多是政治性的，有幾篇發表在廣州「南方周末」後，共有四位大陸電影工作者向我表示改編成電影的興趣，但中共的廣電局都不同意。台灣已無審核制度，這正是台灣和大陸的不同，電影界何必自縛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