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為政府經濟政策打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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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9 03:13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時值年終,各企業皆在盤點今年度員工績效,做為核算年終獎金發放的基礎。那政府呢?若人民頭家要給蔡政府打執政考績,該打幾分呢?扣除夾雜政治因素過多的勞資或休假等爭議事件外,從經濟結構轉型的規劃切入或許是較客觀的評量方式。

回顧520總統就職演說中,強調要打造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的新經濟模式,且對優先進行的「亞洲.矽谷」等五大創新研發計畫,已做「系統性的規劃」。而新政府也在10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僅增加1.1%的情況下,仍令教育科學文化支出預算增加7.1%、為創新產業計畫額外編列462億元的預算,且有89%資金集中「5+2」創新產業上,看似一切都在進行中。

若以邦菲利恩及魏斯(B. Bonvillian & C. Weiss)於《既有產業的科技創新》一書所提,產業創新最具代表性的五大模式:管道(Pipeline)、誘導(Induced)、延伸管道(Extended pipeline)、製造主導(Manufacturing-led),以及具有頂層設計的架構、能因應環境動態調整,且為前四種模式集大成的創新組織(Innovation organization)等,來檢視12月初全國科技會議中的創新產業政策論述,可發現其與前述五大模式皆有交集,實已貼合當代科技政策對前瞻性的要求,理應可讓業者安心才是。

既然如此,為何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仍持續重炮抨擊當前的台灣產業政策,並大嘆政府產業政策方向欠缺清楚的指引?主要原因恐在台灣產業政策雖符合當代科技產業政策論述所建議的「形」,卻少了「精神」。

因為台灣產業政策的思維侷限於「解決問題」,以現下可預期、高度可及的科技技術作為發展方向,只能鼓勵漸進式的創新,而無法出現重大性創新。例如政府無視於目前產業週期變短的事實,一味寄望技術層面已唾手可達的大數據、體感科技、跨網跨境、跨業跨境、行動支付等「數位經濟發展模式」,去解決台灣太依賴電子業的硬體製造,且個人電腦與手持行動裝置需求成長趨緩的困境,就是產業政策規劃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具體實例;更恐難與1980年代台灣主力產業仍為機械、石化及基本金屬,卻勇於選定高科技產業為下世代發展方向,進而創造出近20年來台灣在全球科技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好成績相比擬。

平心而論,1980年代台灣還未必有今日般完整的創新機制相助,卻能成功地朝科技產業轉型,關鍵就在於有李國鼎與孫運璿等政府主政者在選定科技產業為發展方向後,便立即鎖定及請回具有該產業相關知識、經驗及社會網絡的頂尖領導人才,像是現任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以及建置工研院與資策會等配合政策目標的組織。正如邦菲利恩及魏斯強調,無論採行哪種創新模式,或創新需要的要素都已安排妥當,皆需要一個有巨觀視野的變革推動者加以催化。

然而,當前政府似乎仍未掌握找回或培育未來潛在產業領導人才的關鍵,以致於在全國科技會議中的人才相關論述極少,且流於抽象,推動方式也多基於過去的時空背景,令人難以期待。況且,找對人之所以如此關鍵,就在於這些對的人會形成一個「思考社群」,並貢獻出好想法,再據此進行激辯、彼此碰撞,從中歸納出最佳的可行策略。最重要的是,這些經過最聰明大腦激盪出來的策略不只是執行方案,背後更包含這些人所信仰的價值觀。在此基礎下,自然不會出現近月政府執行機關的首長換人,就否決掉早前政策規劃的混亂劇碼。

要言之,政府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時,不只應擺脫以「解決問題」的思維來規劃,更要覓得巨觀視野的變革推動者,才能讓產業創新形神合一,真正給台灣經濟一個可實現的未來。如此一來,人民頭家自然會給政府打出最佳的年終考績。

台積電﹒張忠謀﹒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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